冗餘才有助於土地的自然利用
冗餘才有助於土地的自然利用
梁振英被批評為「盲搶地」，連一些原留作社會發展的土地，或一些地盤面積細小到只能建牙籤樓的土地都不放過，一概拿來作住宅發展。
不過，如果梁振英是「盲搶地」的話，社會上有些民間組織卻有「盲阻地」之嫌。他們用盡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
包括環境保護，遺跡保育，恢復農耕，社區多元等需要，硬要阻礙政府把更多的土地撥作住宅發展用途。
他們的所作所為的實質效應是令到香港的房屋問題長期無法解決，成為香港扔不掉的社會矛盾。當年輕的一代對前景感到沒有寄望的時候，反建制派才容易找到源源不絕的生力軍。
最近，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發起大辯論，提出香港起碼需要額外1200公頃的土地作市區發展用途。這些反對組織；未經深入探討，已把這個數字說成是訂得太高，可謂完全罔顧事實。因為即使連同這1200公傾，香港亦只是用了26%的總土地面積用作市區發展，亦即是不到300平方公里就住了750萬人口。世界上甚少有人口超過500萬的城市，其市區面積是少於300平方公里的。香港還有近四分之三的土地未發展，沒有理由這些土地上不容香港人有居住權。很多民間組織不是經常說，居住權亦是基本人權的一個組成部分嗎？為甚麼在考慮土地該如何使用時，人的居住權竟變得如此不值一哂？
我見這些民間組織，在討論城市規劃與土地用途時，很喜歡用珍·雅各(Jane Jacobs)的一些概念，包括民間主導，多用途發展等理念，但他們忘記了珍·雅各同時主張在土地使用上需要有redundancy(冗餘)。
珍·雅各是“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書的作者。她對現代城市規劃理念有革命性的衝擊。她反對用死板的邏輯思維的方式，宏觀地從上而下地為城市的未來發展作整體性的布局。她不贊成由少數自以為懂得城市規劃的專家，去規範人民群眾該如何生活。她認為，這些搞城市規劃的人最優以為之的是把土地劃分成不同的專門用途，有些只宜作住宅，有些只宜作工業，有些只宜作辦公室，有些只宜作遊樂場……等。 結果土地的使用就失了用者主導，城市就會失去活力。她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多維的複雜系統，需要處理混沌的邊緣才有活力。弄得太規範就會失去靈活性。
正正是需要保留一些靈活的空間，就不能把5%以下的空置率也認為太高，若是不能進一步降低，就不應批出新的住屋用地。另一方面，亦不應把規劃的用途限得太死，不要動不動就指控人民違規僭建。有人拿車房來創業，有人拿貨倉作畫室，有人前舖後居，其實都沒有甚麼大不了。一個社會只有這樣，才有更好的發展空間，才會更顯得生活活潑。
正因為要讓民間可以有更大的自主空間，可以自發地自由地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所以珍·雅各才是認為需要有冗餘的土地供人民作多元化的選擇。有冗餘的供應，價格才會回落，使用起來才會方便，生活才會自如。
施永青 am730C觀點 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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