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字當頭 - 利世民 2020年3月19日
傳統經濟學教科書認為，當市場出現流動性陷阱，就唯有靠擴張性的公共開支去「逆周期」，這亦是凱恩斯主義的終極方案。
曾幾何時，我對凱恩斯主義很反感，年紀大了，亦更明白到政客和官僚的思考方法，漸漸明白為何他們對逆周期的執迷。
說到底，他們要刷存在感，就必須要「做啲嘢」；沒有甚麼比任何時候都肯定他們存在的逆周期更有吸引力。
我對逆周期的兩大質疑是：一，政府是否有能力去逆周期；逆周期會否「做咗當得咗」。二，逆周期措施不是沒有代價；代價最終由誰來負擔？
要是逆周期沒有代價，問題就好辦；甚麼時候都盡做，一定沒有錯，對吧？貨幣主義以及理性預期理論告訴我們，事情沒有那麼簡單。至少，逆周期的代價是價格上升，不論是消費物價和資產價格的上升，最終會抵消了預期的刺激作為。結論是，當貨幣政策和擴張性公共財政措施都在大眾的預期之內，它們最終便無法逆周期，只有推高價格，令貧者越貧。
這就是為何今次疫症帶來的經濟震盪，不可能透過常規的凱恩斯政策組合「紓解民困」。再者，不少國家因為過去十年持續用藥，社會早有預期，某程度上也可以視為對逆周期措施出現抗藥性。可惜，在沒有任何其他板斧的情況下，這幫經濟庸醫庸官繼續開出同樣藥方，最終結果不難推測。
正如我之前所講，經濟衰退的量度單位是以年月計算；衰退維時時間越長，復蘇的時間也會以倍數增加。然而，凱恩斯措施在失效的情況下，不但不會紓解民困，而且會延遲復蘇的出現。換句話說，疫情就算過去之後，我們仍要面對一個難以收拾的社會經濟殘局；目前的不安，只是未來艱辛的前奏。
利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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