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旋風 - 郎咸平 2015年6月1日
A股暴跌蒸發4萬億，「瘋牛」還會繼續嗎？ 2015-06-01
2015年5月28日，A股暴跌6.5%，市值蒸發4萬億；平攤到2億開戶者頭上，相當於每人虧了2萬塊。根據我的研究，這場暴跌起始於央行對銀行定向正回購，即釋放貨幣緊縮信號。但我認為寬鬆的貨幣政策仍是大趨勢，它有助於去槓桿和繁
榮股市。在借貸成本仍然過高的當下，股市繁榮有利於企業融資，實現資金最優配置。但請各位注意，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必須同步繁榮，兩者才能相輔相成地一起成長。所以，我建議我們的政府在刺激資本市場的同時，透過改革激發實體經濟的活力，最終實現經濟轉型，股市從「瘋牛」變成「長牛」。
我在之前針對中國資本市場、製造業轉型等問題進行了詳細分析，其中大部分思路和政府公佈的多項改革不謀而合。
過去十多年來，我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們的老百姓最怕改革，因為房改了買不起房，醫改了看不起病，教改了上不起學。改革越改越糟！這是民生領域的改革結果，那麼經濟層面的改革呢？也是越改越糟的。
過去十多年，政府每年幾乎都將“擴內需、調結構、保增長”作為經濟管理的主要任務。但結果卻是，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將本應給市場放權讓利的改革，逆轉為形形色色的擴權爭利。“調結構、擴內需”在事實上被“保增長”取代，使經濟結構更加畸形，經濟改革錯失了最佳時機。
這種以技術層面的調控代替實質性改革的做法，在政府層面的具體表現就是，並沒有以「壯士斷臂」的魄力去推動像發改委等這樣的強勢部門向市場簡政放權。本來，中國的經濟改革由於起點較低，再加上人口、資源、環境等紅利，使得改革一開始就具有後發優勢。因此，無論是產業改革，還是區域經濟，只要政府向市場放權，只要中央向地方放權，經濟便會馬上出現活力。國企改革，沿海和江浙地區崛起以出口為導向的製造業，都是如此。但接下來由於路徑依賴，政府既不推動剩下的比較困難的改革，更不願意退出經濟領域，而是圍繞「保增長」的目標，揮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這兩根「大棒」，在經濟偏熱的時候馬上「踩刹車」，在經濟遇冷時立即「踩油門」，這種反復搖擺的非常態化管理方式，是對經濟周期的人為破壞，不僅造成市場紊亂，對中國這麼一個龐大的經濟體而言，更是一種災難。在權力運行不規範，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被政府「看得見的手」束縛的情況下，頻繁調控的結果就是財富快速向國有企業集中，權力再次向政府集中，社會貧富分化嚴重，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迅速形成並固化，成為今天推行改革的最大阻力。這就是無視或者回避中國經濟真問題的結果。
之所以出現這種糟糕的結果，原因就是政府不願意退出市場，用計劃經濟的思維去管理市場經濟，而且還發明一個口號，叫作「宏觀調控，微觀搞活」，這是一種非常懶惰的思維模式。我告訴各位，在一個土地、資本（金融）、資源能源和基礎設施等基本上由政府壟斷的市場，調控有意義嗎？結果只能是越調越亂，而且微觀也搞不活。即便在充分的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調控措施也不見得有多大作用。所以我說，政府是在用調控來代替真改革，其根本原因是不願意退出市場，其中的既得利益者不願意放棄權力尋租的機會。
如果用「調控」解決不了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衰退問題，為了「保增長」，政府還有一個更懶惰的辦法，那就是乾脆直接投資或者間接投資各類國有融資平臺、國有企業或者大型專案，以拉動經濟增長。特別是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之後，我們的政府出台了「四萬億投資計劃」，資金主要流向國有企業、基礎設施建設和產能過剩行業之後，政府投資壓倒了民眾消費，而民間資本從實體經濟大量流向房地產，資產泡沫膨脹。這就是政府用投資代替改革造成的惡果。
我將政府直接成為市場主體的現象，稱之為「政府行為公司化」。本來政府應該進一步放開市場，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來刺激投資和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而我們的政府，由於「政府辦市場」思維慣性的依賴，卻採取了相反的路徑，例如用調控和投資代替改革。我只能無話可說。
各位曉得「政府行為公司化」有什麼嚴重後果嗎？這必然導致經濟壟斷化、公共利益部門化和經濟行為短期化的嚴重後果。可以說，「政府行為公司化」是所有的經濟舊制度、舊常態革除不去的根本原因。
由於「政府行為公司化」，決定中國經濟命脈的土地、金融、資源、能源、交通等行業，全部由國有企業壟斷。結果如何呢？這些要素的價格是全世界最高的。各位知道後果了吧？我想這也是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重要原因吧。
與此同時，由於政府對經濟管制過多，很多本應服務於經濟的政府部門，則以加強監管的名義擴權，以增加審批的方式設租尋租，出現了所謂的「公共利益部門化」現象。這個時候，任何實質性的改革就會停滯，經濟的活力就會受到抑制。
改革停滯後，為什麼會出現「經濟行為短期化」呢？這是由我們官員的考核方式和任期制度造成的。我們知道，無論哪個層級的地方官員，任期一般都是五年，而五年後對官員的升遷考核主要依據是，其在當地主政期間的GDP數據。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人的選擇不會是簡政放權、調整經濟結構的實質性改革，因為這些改革難度大、週期長、見效慢。相反，集中手中權力和資源，上一些短期內容易出政績的「大項目」則相對容易得多，比如，高汙染、高能耗、高投入等產能過剩的「三高」項目，既有面子又有裡子的「鐵公基」項目等。結果就是所謂的「官出數位，數位出官」。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極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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