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爭連任最後殺著｜遊清源網誌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梁振英都知，其連任行情看淡，所以若要成功「冧莊」，必須拎得出一個令「北大人」覺得十分之吸引的offer（報價）。
那，就是以「反港獨」之名，行23條立法之實。
所以，在梁振英眼中，梁頌恆肯肯定是「男神」，遊蕙禎肯肯定是「BB」，二人在他成功連任
前，肯肯定都會安全過住「安全屋」。
關於梁振英對《基本法》23條的立場，近年都以「無計劃」、「無迫切性」之類的字眼來蒙混過關，但其實，早在2002年，已經露底。
2002年12月11日，距離《基本法》23條諮詢期結束只有兩個星期，時任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在《明報》論壇版發表二千多字的文章，強調不為23條立法等於違反《基本法》，更指某些反23條立法的人「繼續兜售疑慮，換取海內外政治本錢」，繼而說「社會上既然有這種人，香港社會更有需要把23條的立法工作……做好」。
翌日，《信報》創辦人林行止忍不住在其專欄裡回應，指出梁氏此說是「容易『惹火』的過甚其詞」。
事實是，豈止「過甚其詞」，更大露「大話本色」！
當時，梁振英如是說：
“《基本法》23條的條文很清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請注意：這裏用的關鍵字是「應」字。這一條是《基本法》160條條文中，絕少數用上「應」字，亦即規定性的條文。”【全文附錄於正文後】
筆者翻閱《基本法》160條條文，發現總共有22處用上「應」字，其中解作「應該」或「應當」的，也有19處，怎算也不算是「絕少數用上」吧？！
回到現在。
正是：「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梁振英以「反港獨」之名，行23條立法之實，就是看到中國已經再次走上「好勇鬥狠」之路。
事到如今，北京最高領導反貪腐，與其說是用來打擊政敵，毋寧說是為了鞏固政權。
換言之，即是以「反貪腐」之名，行加倍專制之實。
假如這是分析離事實不遠，那麼，下屆特首是否由梁振英來做，已非重點。
重點是：北京會挑選一個「專制特首」（而環顧幾位「候選人」，梁振英最能效「犬馬之勞」）！
【附錄】
梁振英：兜售「23條」疑慮換取政治本錢
（原載於2002年12月11日《明報》論壇版）
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23條的規定，開展立法程序，香港社會又平添一番熱鬧。鬧哄哄的吵了兩個多月，總結下來，有以下幾個問題：
不立法違反《基本法》
一、是否可以不立法？
《基本法》23條的條文很清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請注意：這裏用的關鍵字是「應」字。這一條是《基本法》160條條文中，絕少數用上「應」字，亦即規定性的條文。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關鍵，因此《基本法》的第2章，亦即緊接第1章「總則」的，就是「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這一章共有12條，清楚界定中央和香港各自的權責，亦清楚界定兩者之間的其他關係。
這12條當中，其他條文用的字眼是：「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在兩者關係之中，唯獨是第23條用上了規定性的「應自行立法……」。「自行立法」者，即中央不替香港立法，「應」者，不可不做，否則違反《基本法》。
草委諮委有民主派天主教當年為何不反對？
二、為什麼《基本法》有這個規定？
每個國家都有類似法律，85至90年起草《基本法》期間，有兩個選擇，一是引用內地有關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的法律，以全國性法律形式，列入《基本法》附件3，在香港實施。對於這個做法，香港社會當時不無顧慮，主要是由於在這些問題上，「罪」與「罰」的概念，量刑標準，香港和內地都有所不同。另一個做法，就是現在的做法，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在香港用香港的立法程序、執法方式和司法制度，防止和制裁有關罪行。這個做法是最寬鬆、最能體現「一國兩制」的做法，也是中央對香港社會信任的一種體現。
諷刺的是今天到處挑23條毛病的人，當年並沒有長篇累牘的寫文章，沒有開一個接一個的記者會，更沒有專程出國兜售反對的觀點。當時《基本法》是不是靜悄悄的起草，反對者沒有表示意見的機會？非也。在起草委員會和諮詢委員會合共200多位委員中，有各界和各種政治立場的代表，包括各路「民主派」人士，也包括各大宗教的代表，更有天主教的神職人員。如果要反對根據23條立法，為什麼當年沒有如此這般的反對意見，反而在「一國兩制」好好落實(連英國人也如是說)5年後的今天，到處奔走？反對者也該把這問題說個清楚，至少把自己黨派、界別參加《基本法》起草和諮詢的代表問責問責。
不可只沿用現時法律
三、可否不另行立法，不補充、不完善，只用現有法律？
不可以。沿用現有法律，或將現有法律東修西補，拉雜成軍，並非《基本法》的意圖，否則《基本法》不會寫「應自行立法」，因為原有法律，根據《基本法》第8條，只要不牴觸《基本法》，都可以沿用。如果《基本法》的本意是沿用這方面的原有法律，《基本法》就不會在23條寫了一段「應自行立法」。
退一萬步說，回歸前香港和英國的關係是殖民地關係，當時的香港和英國的關係可以等同於今天香港和中國的關係嗎？英國國會下議院辯論23條立法，有英國議員說香港有340萬英國護照持有人，尤其是英國海外公民護照(BNO)，因此該議員要求英國政府關注。BNO護照是什麼護照，香港人最清楚。BNO是第幾等的「國籍」，拿BNO的人，可以對英國「叛國」、可以分裂英國嗎？「關注」23條的人雄論滔滔，但聲量大，事實少，此為一例。
要法律絕對清楚明白不切實際
四、23條立法涵蓋的罪行不清楚，有灰色地帶，因此不放心？
古今中外，大家都夢想追求簡單的、絕對黑白分明的法律，但現實如何？輕微罪行，如交通違規，不見得絕對清楚。成文法加上多年累積的案例，也沒有為駕車人士清楚界定不小心駕駛、鹵莽駕駛和危險駕駛之間的區別。嚴重罪行如殺人，也並非涇渭分明。什麼是合法殺人？什麼是自衛殺人？什麼是謀殺？什麼是誤殺？聞說法國還有「情殺」作為在法庭上免責和減責的辯解。同樣的事實，同樣的結果，動機不同，過程不同，主動、被動，知情不知情，罪名就不同，刑責也不同。是否可以清楚劃分？翻查法律詞典可以知個梗概，要說得大家絕對清楚明白，完全放心，是不實際的要求。
要說服本來就要從基本立場上反對的人，更談何容易，刑法如此，民法也如此。誹謗是民事法，「誹謗」和「公平議論」如何界分？新聞界部分人對23條有顧慮，可以理解，要政府人員把法律說得黑白分明，要立此存照，好讓自己完全放心。這個要求就好比傳媒機構向法律顧問要一紙法律意見，只要依法律意見辦事，就可免吃誹謗官司一樣，實際嗎？如果有這樣的律師，請他站出來，為大家貢獻聰明才智。
不能用陰謀論看立法動機
立法意圖不管如何清晰，應用法律時總有事實和意見上的爭議。法律不管怎樣寫，沒有兩宗案件的事實和背景是完全一樣的，也沒有兩個律師的意見是完全一樣的。如果律師的意見都一樣，官司又怎樣打起來？輸了為什麼要一庭一庭的上訴，為什麼上級法院往往推翻下級法院的原判？為什麼下級法院的法官又經常被上級法院批評？
討論和制定新法律要有一個前提，就是不能用陰謀論看立法動機，否則連交通條例也不能訂立。
上面講得比較坦率，但是事實，政府構思23條立法，諮詢文件也好，草案也好，沒有設「越位陷阱」。如果中央政府或香港政府有「不軌企圖」，一不必讓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二不必等到2002年。我覺得在諮詢《基本法》23條諮詢期間與政府官員糾纏，要政府拿出種種行為的「合法」、「不合法」的定義和例子，對政府官員確實不公。
23條立法是立成文法，不可能預知所有還未發生的案件的情節及法律責任，重要的是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還會用普通法的觀念作解釋、引伸、歸納和裁決。
把「高度自治」偷換為「完全自治」
五、中央在這件事上的角色為何？
23條是《基本法》「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一章中最後的一條，下一條，24條，就是規定眾所周知關於「永久居民」身分定義的一條，屬於另一章。有人說，香港政府在23條立法的問題上可以不理會中央，這是匪夷所思的說法。中央信任香港，信任特區政府，這是事實，但屬於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條文，可以完全單方面做，應該完全單方面做嗎？任何關係，都有兩方，任何一方單獨做，皆非香港之福，請慎之。任何香港法律，如不符合《基本法》，中央即有權發還。23條立法，如果不諮詢中央，如果立法後中央認為條文違反《基本法》，這種結果，是大部分香港人不願看到的，香港有部分人總把「高度自治」的概念，偷換成為「完全自治」。
23條立法涉及個體和集體的關係。香港人既愛國，亦珍惜個人權利，兩者之間如何平衡，是帶有敏感性的問題，因為平衡從來就是敏感的，向那邊偏多一點點，就不是平衡。天秤的兩邊，孰輕孰重，也有點主觀成分，因此23條立法，是有一定政治難度的工作。政府有責任啟動立法程序，更有責任和民眾溝通、說明，甚至疏導，這些政府也做了。我認為溝通、說明、疏導都應該是雙向的，理性的，這些要求對反對者同樣適用。
社會上反對23條立法的人中，就有一些先有立場，後看事實的人，這些人在回歸前就有種種罔顧事實、不利於香港、不利於人心的預測，以疑慮作為打開政治市場的切入點。近20年了，這些人立場不變，但預言成空，往績差劣，民望日下。這些人想在23條問題上反撲，繼續兜售疑慮，換取海內外政治本錢。社會上既然有這種人，香港社會更有需要把23條的立法工作，包括雙向溝通、說明和理解的工作做好，大家客觀的、理智的想問題。過去香港既然可以把《基本法》寫好，把「一國兩制」這個構思變成事實，今天也可以把《基本法》23條好好落實。
【大小標題及著重點由《明報》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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