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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5日 星期五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2020年5月15日

免費早餐 - 徐家健 2020年5月15日


為甚麼我支持瑞典模式控疫?


瑞典模式控疫就是向一刀切式的全面封城說不。(資料圖片)

經濟學是非題:疫情期間,容許市民自由出外增加社區內各人受病毒感染的風險,因此為社會帶來負面的界外效應(negative externality),政府有責任鼓勵甚至強制市民留在家中。

回答這條問題前,

先來個利益申報。我認識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者,都不約而同對全面封城有所保留;我們在傳媒聽到不少醫學專家意見,卻非常支持經濟停擺。不是嗎?當早前一名沒有外遊紀錄的女子確診感染新冠肺炎後,袁國勇教授便馬上提出或須暫緩復課。好了,從個人利益出發,於我一類擁有終身教席的大學教授來說,我們面對失業機會近乎零,除非大學倒閉,我們的飯碗跟象牙塔外的經濟狀況沒有關係。至於醫學專家,疫情當然大大增加了社會對醫護人員的需求,但這會大幅增加醫護界的收入嗎?不見得,疫情明顯增加的,是醫護人員工作時受病毒感染的風險。根據經濟學上「補償性工資差異」(compensating differential)原則,他們的工資是有需要相應調高的。否則,他們設法減低病毒傳播和避免醫療系統崩潰,除了是醫者父母心,亦與前線醫護人員的個人利益一致。

我當然知道,醫學界有他們的專業知識;但我也希望醫學界的朋友明白,經濟學界也有我們的專業知識。新冠疫情,是流行病學問題;涉及控制疫情的公共政策,卻也是經濟學問題。自阿當史密,我們都知道工作風險愈高,工人便需要愈高工資作補償。這取與捨的邏輯,證明職場上人命風險有價亦有市。瑞典模式控疫,就是向一刀切式的全面封城說不。餐廳如常營業,小學生如常上課。不是佛系,瑞典政府有向市民提供防疫資訊,亦有政策去針對高危一族精準抗疫。除了經濟成本的考量,瑞典模式背後的邏輯,還有對個人自由和私隱的尊重,和今天彷彿是不可告人的「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效應。

回說那條經濟學是非題。我的答案是不一定,因為把病毒帶到社區,開始時會增加其他人在社區活動時的感染風險,但同時亦會因「群體免疫」而減低往後受傳染的機會。前者是負面的界外效應,後者卻是正面的界外效應。換句話,只要高危一族暫時留在安全地方,健康風險低的市民出外走走,社區的群體免疫力提高了,往後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便可降低。這條經濟學是非題,換轉是注射疫苗,同學們會毫無疑問地認為這是正面的界外效應(positive externality),政府應鼓勵甚至強制市民接種。

其實,大教授張五常在他的經典文章《蜜蜂的神話》早已解釋過,現實世界裏同一行為對別人的界外效應可正可負,因此不一定需要政府幹預:「一個人的行為影響他人,沒有合約,沒有價,也沒有風俗或不成文法等約束,公損不一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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