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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12日 星期三

John Mauldin - 牛眼投資法始創人 2014年2月12日

John Mauldin - 牛眼投資法始創人 2014年2月12日


JohnMauldin:醫改為禍勞力消磨 (2014-02-12 09: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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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魔鬼細節」,往往隱藏於附錄或腳注中。

上周,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就《可負擔醫療法案》(AffordableCareAct,俗稱「奧巴馬醫改」〔Obamacare〕)發表分析報告,其中附錄部分指出,法案將對美國就業狀況帶來巨大沖擊,情況令人擔心。

各政見派別對此的立場壁壘分明,保守派《華盛頓時報》大字標題控訴:「CBO:奧巴馬醫改將趕走200萬勞工」。

自由派則極力淡化有關結論的重要性,指出報告的真正意思是,民眾日後可選擇更多不同方式工作,並有更多閑暇共敘天倫,享受生活。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自由派經濟學家克魯明(PaulKrugman)根據CBO數據,推算法案最多令潛在國內生產總值(GDP)每年減少0.5個百分點,實在不足為患。

他表示,人們自願減少工時,所產生的經濟效應不能跟裁員解雇相提並論。

克魯明所言雖不無道理,但卻並非報告附錄的要義所在。

筆者倒認為,未來30年最重大的經濟問題,很可能是「職位從何而來?」而奧巴馬醫改對經濟及就業的影響,正是其中一大關鍵。

先看看報告實際上得出什麼結論。

CBO指出,《可負擔醫療法案》實施之下,部分在職者由於可獲政府醫療保障,毋須依賴雇主提供相關福利,因此會選擇離職。

另一方面,隨著工資增加,在職者得享的醫保津貼便會減少,部分打工仔或會因此自行減少工時。

CBO於2010年估計,有關效應「只會」令全職工人減少80萬;但根據最新報告,勞動力的萎縮幅度恐怕遠高於此。

CBO如今預期,整體勞動力10年內將下跌1.5%至2%。

CBO顯然是參考了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馬利根(CaseyMulligan)的相關研究,才決定上調預測。

略為查找一下馬利根的背景,當會發現此君除了享譽經濟學界兼且屢獲殊榮外,還有「克魯明的對台」之稱,不禁令筆者對他大有好感。

醫改斷送500萬職位
先旨聲明,CBO的報告與馬利根的研究均沒說奧巴馬醫改扼殺就業,只提出醫改將提高邊際入息稅率,對某個收入水平的員工影響之大,足以減低他們增加工時所獲得的邊際薪酬回報。

馬利根的研究同時顯示,政府福利取消對個人的影響實無異於加稅。

假如因為工時加長而失去政府補貼,與被征更重稅實際上毫無分別。

克魯明分析CBO的估計數字,認為相關工時損失相當於200萬份職位流失。

《華爾街日報》卻有不同見解,認為職位流失之數達250萬份。

馬利根的研究顯示兩者的估計都太過保守,據他分析,損失工時恐怕相當於500萬份職位之多。

如此一來,每年潛在GDP增長就會減少0.5至1個百分點。

依克魯明之見,以此小小代價換來全民醫保,實在值得;但筆者卻認為,醫療改革如今誤入歧途,還要賠上勞動力及經濟增長,代價未免沉重。

事實擺在眼前,美國需要改革醫療制度,全民保障亦是舉國所願。

但CBO報告卻清楚指出,若以當前架構落實醫改,美國就得承受隨之而來的隱藏經濟成本。

認為潛在GDP增長每年損失0.5個百分點不足掛齒,豈能以理服人?

損失堪比中國人均GDP
The Liscio Report主筆亨伍德(DougHenwood)在最新一期通訊中旁征博引,闡述美國經濟自2007年增速減慢,影響重大,結論發人深省。

亨伍德屬樂觀派,但對於CBO在另一份報告中所作的經濟增長預測卻不敢苟同,恐有令人放下危機意識之虞。

亨伍德文章的要點如下:

計算GDP的另一方法,是比較當前GDP與經濟潛力一旦全面發揮,兩者之間的落差,方法是以實際GDP水平對照長線趨勢【圖1】。

有關計算法顯示,美國經濟當前困厄遠超CBO所估計。

根據此計算法,截至2013年底,美國實際GDP只及趨勢值的86.7%,相比起經濟衰退剛結束時還要低3個百分點。

消費水平相當於趨勢值的87.4%;投資及政府開支比例則分別為75.1%及84.5%。

實際與潛在水平的落差極為巨大。

以名義美元計算,人均GDP相對於1970至2007年趨勢值少8278美元;根據CBO較保守的計算,實際人均GDP與潛在數值亦相差2141美元。

無論如何,這都不是小數目。

CBO計算法與趨勢法所以出現6137美元的差距,其中一個解釋是金融危機加上經濟衰退,對經濟造成長遠損害。

投資、生產力以至勞動參與因而大受打擊,而且影響深遠。

6137美元有多少?跟中國人均GDP相差無幾,絕非區區之數。

假如CBO的預測不致太離譜,實際增長偏低之勢短期內亦難望扭轉。

CBO實際上承認了,奧巴馬醫改增加福利開支之餘,亦會令GDP下降。

假如馬利根的大膽預測不差,美國GDP未來十年將損失約10%的潛能,意味著未來的經濟「大餅」將縮水10%。

其中差別絕不能小覷,須知道政府承擔各項福利的資金來自稅收,但日後稅收卻會減少一成。

試想想,短短7年之間,因為民主共和兩黨政府所作的政策決定,以及聯儲局推行的種種金融壓抑措施(同時助長多個資產泡沫),美國因而痛失相當於中國人均GDP的經濟力量。

由此可見,政策決定的建構方式,往往會產生意料之外的後果。

與其就此對就業前景妄下結論,給出一個不能說明問題的預測數字,倒不如把目光拉遠,審視一下就業及薪酬趨勢。

收入與財富近年愈益向最富裕人口傾斜,發達經濟體民眾對此深表關注實在不無道理。

過去數周,「85人掌有世上46%財富」之說不絕於耳,這對未來經濟狀況又有何啟示?

須知道財富分配是相對概念,The Motley Fool主筆豪澤爾(MorganHousel)在專欄中羅列以下有趣數字:

根據世界銀行經濟師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2010年著作《富人與窮人》(The Haves and theHave-Nots),年收入只要達3.4萬美元,就能成為世上1%最富裕人口。

要躋身世界50%最富裕人口,年收入只須1225美元;最頂尖20%的門坎為5000美元;10%的門坎則是1.2萬美元。

要成為世上最富裕的0.1%人口,年收入則須達7萬美元。

且容筆者先剖析當前生產力與工資趨勢,再點出兩者與《可負擔醫療法案》的關系。

本欄上期探討新興市場長遠發展面對的重重障礙,實由於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以致發達經濟體對能源及制成品的貿易需求漸告萎縮。

筆者相信,隨著發達經濟體邁向第三次工業革命,長久以來的貿易關系難免受到沖擊,環球經濟新秩序勢將徐徐出現,世界各地大批工人亦將面對飯碗不保的威脅。

本周,且把焦點一轉,看看科技變革對發達市場的生產力及工資產生何種長遠影響,特別是對科技創新發祥地美國的影響。

生產力與工資脫節
古往今來,世界各地持之以恒的經濟增長,都由伴隨兩次工業革命湧現的各種創新發明帶動。

這兩次翻天覆地的工業革命由1750年一直延續至上世紀70年代中,林林總總「一般用途科技」應運而生,蒸氣引擎、電力及室內引水管道等不僅改變世界,亦啟發後世更多新發明,推動生產力突飛猛進,實質人均GDP亦節節上升。

工業革命令人嘖嘖稱奇之處,在於期間實質工資與生產力大致同步並進,亦即勞工回報與資本回報旗鼓相當。

工人以更少時間及更少力氣制造更多產品之餘,工資亦步步高升。

這種關系一直持續至70年代中,但此後生產力升勢依然,實質工資的增長步伐卻戛然而止【圖2】。

第一及第二次工業革命對工資帶來的正面效應,似乎在70年代末逐漸消失,其時正值信息革命抬頭,信息經濟(InformationEconomy)亦隨之誕生。

至目前為止,信息經濟雖然令社會得益不少,但分布卻不平均,以致美國工薪族過去40年的日子甚為艱難。

美國跨國企業把愈來愈多制造業職位外判至工資較低的新興市場;與此同時,計算機科技一日千里,功能強大且精密複雜的技術不僅應運而生,而且日漸普及。

一般工人如沒有相關技能或教育基礎,實難以從勞工密集的制造業工種,轉型至知識型信息行業。

由於與信息經濟脫節,一般工人亦難以享有高技術工人的實質工資增長待遇。

【圖3】所示,擁有大學畢業程度的打工仔,薪酬升幅較高;反觀教育程度較低者則生活得相當吃力。

話雖如此,大學學位並不能保證工資能與時並進,當今父母認為子女只要成為天子門生就能平步青雲,亦未免不切實際。

最終,能否覓得理想工作還得看技能本領。

現時大部分工種勢將受到日新月異的計算機大潮沖擊,甚至可能被淘汰。

換句話說,大部分打工仔職場生涯中或遲或早,都免不了要學習新技能,與科技同步並進。

牛津大學兩位教授弗雷(CarlBenedikt Frey)及奧斯本(MichaelOsborne)的研究顯示,隨著工序未來數年持續計算機化、自動化,近五成美國工種將面臨重大威脅,備受沖擊之餘更可能被淘汰【圖5】。

知識型經濟的就業轉移,如何跟《可負擔醫療法案》下的工作誘因扯上關系?假如社會架構不鼓勵國民工作,社會的生產水平不僅會下降,貧富不均的問題亦會愈益尖銳。

假如政府給予人民不事生產的經濟理由,最終亦只會求仁得仁。

我們固然可以堂而皇之,把這點經濟誘因包裝成形形色色不可或缺的社會改革,但歸根結柢,勞動力萎縮勢將影響經濟活動的規模;期望經濟大餅愈做愈大、分享其中成果的市民大眾難免大失所望。

第三次工業革命來勢洶洶,社會上既有的激勵機制亦將翻天覆地,推倒重來。

須知道這場科技革命種種效應互為催化之下,未來10至20年轉變之大,將不亞於過去整整100年的變遷。

認為一、兩項壓抑就業或增長的政策不足為患,即使要付出代價也是值得;這種觀點未免忽略當前形勢種種引力互動,更無視隨之而來的後果。

經濟餅縮財赤膨脹
資產管理公司GMO創辦人格蘭瑟姆(JeremyGrantham)在最新季度通訊中,探討經濟增長偏低的遞增影響。

他指出,在1880年至1980年整整100年間,美國經濟增長一直維持於每年3.3%的高水平,期內收入亦因而暴增25倍;到1980年至2000年,年均經濟增長下降至2.8%,以百年計的收入增幅亦跌至16倍;至於過去13年的1.4%經濟增幅,100年下來則只會令收入增加3倍。

在上文提及的報告中,CBO同時就2014年至2024年的美國經濟及預算前景作出分析,其中今年經濟增長預料為3.1%,2015年及2016年則估計為3.4%。

但CBO指出,2017年經濟增長預料回落至2.7%,此後將持續放緩「至遠低於過去數十年所見的平均水平」。

經濟增長所以倒退,一大原因在於未來數年人口老化加上通脹持續溫和(低於2%),勢將減慢勞動力的增長。

經濟增長放緩影響有多大?CBO估計,假如經濟增長年複一年放慢0.1個百分點,10年下來的累積財赤將較目前估計的7.9萬億美元高出3110億美元。

由此可見,根據克魯明估計醫改每年將導致經濟增長減少0.5個百分點,財赤增幅就會達1.5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當前GDP水平近一成。

也許是杞人憂「赤」心態作祟,但筆者認為1.5萬億美元絕非小數目。

無論是醫療改革、金融規管、科技革新、能源、外交及貿易政策,以至移民及稅制改革等,彼此都息息相關,每個環節都對商業及經濟活動環境發揮作用。

假如環境理想,就業機會自然會增加。

為政者必須意識到當前施政至關重要之處,在於認清各項政策原是整體之中的不同元素,焦點應在於不同範疇的政策如何相互聯系,而不應以單一方案的心態對待。

在政策推動之下,社會大眾行為不僅應該更有承擔,經濟增長及就業機會亦應更進一步。

假如某項政策未能達致上述兩大效果,就應推倒重來。

擱筆之前,不妨以吾友、The Liscio Report另一主筆鄧恩(PhilippaDunne)的新增企業趨勢圖【圖4】,為本文作結。

新企業是經濟增長及職位創造的真正火車頭,為政者作出每個政策決定前,應看看這個圖表,深思企業增長何以持續萎縮,想想法子如何扭轉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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