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方集：
炮台里上的聯想
■中國經濟剛起飛，人民亢奮和衝動在所難免。 資料圖片
假日往花園道公司辦公，從皇後大道中經炮台里上坡，路邊有很多小販在擺賣A貨服飾，對象想是菲律賓家傭，信步間，突然坡上湧下來很多人，把小路擠得水洩不通，好生熱鬧，估計是家傭剛剛望完彌撒散會。
炮台里雖然是一
條很短的小徑，卻很接近香港的權力中心，坡下是昔日行政樞紐的政府合署，坡上是原法國傳教士宿舍，香港司法的最高機構終審法院曾經座落於此（剛剛搬回舊立法會大樓）。旁邊的聖約翰教堂是聖公會香港教區座堂，附近還有美國領事館、滙豐銀行總部大樓、長江中心等等。短短二百公尺不到的小徑卻位處香港政治和經濟中心。周末，平日的權貴都下班了，綠蔭的空地正好供平日照顧不少香港家庭勞苦功高的家傭享用。她們在這裏嘻哈休憩，沒有帶給別人太大的不便，香港人亦已習以為常。我感受到一種超越種族、國界、職業和社會地位的和諧，和重實用的互惠互利。
7月中旬，我有法國朋友剛從歐洲回來，閒談間，他提到整個歐洲都受到難民潮困擾，他很奇怪香港傳媒並沒有廣泛報道。到了9月上旬，因為一名敍利亞難民兒童的屍體沖上土耳其海灘的照片令全球震動，西歐各國包括英國、德國和法國都承諾會加大力度收納難民。那個周未，我在電視上看到柏林、倫敦、巴黎都有大規模支持難民的示威，在倫敦一名示威者說：「英國政府每年都用上億英鎊來增添軍備，為甚麼不可以本著人道立場為這批人球施以援手？」我看後心裏非常感動，當然情感很快便被現實衝擊。一個星期之後，因為難民數目大多，而且混雜了一些經濟逃兵，審核需時，德國宣佈要暫時停止接收難民，一直對難民採取強硬態度的匈牙利，並且宣佈會封鎖邊界。
上世紀七十及八十年代，香港亦曾面對越南難民問題。那時候的港督麥理浩堅持雖然香港地稀人眾，難民接收地未明，但本著人道立場仍然收留船民。有時論稱歷史會向麥理浩致敬。這句話我到今天仍然是印象深刻。
今天的香港比三十年前更富有。但近年我們對同血源的大陸同胞的容忍度卻反而越來越低。一方面當然是因為香港經濟前景不明朗和部份港人感到仰首於人，令我們對他們既妒且恨；當然，在水貨問題上，亦確實有香港市民蒙受經濟損失或生活上遇上不便，這點我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些事情，政府是有責任用行政手段去紓解民怨。
我們都不是聖人
中國經濟剛起飛，人民亢奮和衝動在所難免。以我自己為例，每當我從羅湖邊境關口進入深圳，我的神經就會拉緊，無論是乘計程車或搭地鐵時都會有種警覺心。在香港如果遇到一些「打尖」的大陸遊客，我的反應亦是很躁動。我們都不是聖人，亦不用因為這些情緒反應而對自己太過苛刻，然而生活上的不快不應該令我們對同胞產生一刀切的反感。他們這些不文明的舉動部份源自中國急劇城市化，很多來自農村的居民湧入城市甚至發了大財之後，仍未適應在城市生活要遵守的規矩。在公民教育方面，中國政府亦未能夠成功提升國民質素。
國家的成長是一個過程。對世界、對中國，我是樂觀的。執筆時我在上海出差，酒店的窗外可以看到外灘上遊人如鯽，我很難想像中國會跑回頭路，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不應該憑著良心去批評她。
從全球的政治發展看，我們無可能再走回上世紀初的帝國主義國家互相攻伐的舊路。新的世界秩序擁抱一些包括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人性裏面永遠都有醜陋的一面，惟有推舉和平互相尊重，用光明戰勝黑暗，大家才能夠在這地球繼續共存。
張宗永
思博資本高級合夥人兼亞太區總裁
本欄逢周一刊出
張宗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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