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條立法：治亂世用重典
23條立法的程序，終於啟動。1月30日保安局發布了「維護國家安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公眾諮詢文件」，當中把原本《基本法》中列明的七宗罪歸納為五宗罪，在一個月內向公眾收集意見。如無意外，諮詢文件中提出的方案，今年底以前便會成為正式法律。
此事拖了
二十多年，亦曾掀起過軒然大波，可算是香港當代史中的頭等大事。我沒見過相關的統計數據，不知支持者與反對者的人數在過去二十多年中有無此消彼長，但相信今天的支持者比當年更堅決，反對者也更欲去之而後快，只是們已無力左右大局矣。
香港在這20年中究竟出了甚麼變化，以致23條從「可以等一等」變為「事不宜遲」？（保安局網站影片截圖）
2002、2003年初推23條時，社會很可能並無強烈共識，認為在香港可搞出甚麼損害國家安全之事？立此法的目的在於盡起憲制責任，防患於未然，而不是有感於國家安全受到了甚麼嚴重威脅。況且港人一向慣於散漫，國家意識在一部分人心中並不強烈，所以此法的公眾支持度或許並不足夠。我一向崇尚自由，喜歡無拘無束的生活，若立此法，雖然不大可能會誤蹈法網，但生活言行中總會付出點失去部分自由的代價，既然得益不明顯，難免要問為何要付此代價？
經過了超過20年，情勢已大起變化。早在10年前佔中尚未發生時，我在一個公開的場合中已表明支持23條立法，此事引起《蘋果》的不滿，用了半版自編的「報道」亂罵一通，但其記者以後還是常要找我評論諸事，我對其編採的客觀性已失去信心，便只有叫記者通知其編輯，我不會再接受其訪問。在這20年中，究竟出了甚麼變化，以致23條從「可以等一等」變為「事不宜遲」？我認為有三大變化。
中美關係變化 港須增防禦力
第一是中美關係。二十多年前，美國國內並非沒有政客欲將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扼殺於萌芽，但其時中國輸出了大量價廉物美的消費品，美國是受惠者，其通脹有效地被降低。今天中國亦有繼續輸出消費品，美國同樣受惠，但中國不少高科技產品已經可與美國爭一日之長短，且兩國之間經濟差距迅速收窄，這種情勢使美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長期恐懼與仇視中，不但顛覆中國之心暴露，而且早已付諸行動。經歷過佔中與黑暴，又留意近年國際形勢的港人，除了頭腦閉塞者外，都可看得一清二楚。從前美國或許不至於大規模滲透香港，策動有損中國國家安全之事，但過去一段時期，這恐怕抵賴不了。既有事實先例，沒有23條本地立法，香港的防禦力便有所欠缺了。
在2019年黑暴期間，不難發現美國對香港的滲透，暴露顛覆中國之心。(Shutterstock)
第二是香港的公眾教育頗為失敗，孕育出一大批觀察力、獨立思考力與智慧皆缺的黑暴分子，這些人容易被有心人煽動，利用了香港寬鬆自由的社會環境，有風駛盡，行為無度失控，在黑暴期間其顯示的破壞力，使守法的港人大開眼界。23條立了法後，他們的自由會受到約束，損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會受到較大的掣肘，但其他本來便守法的港人，自由總也會有點受損。這情況有點像911以後，世界各國機場的保安都會加強，為旅客帶來不便，但我們總不能埋怨執法者或機場保安人員，要負起責任者，顯然是施過襲擊的恐怖分子。由此論斷，對23條感到不便的人，冤有頭債有主，是不理會國家與人民安全的黑暴分子的長期搗亂破壞，才迫使我們要事事提高警覺，不能過著漫不經心得過且過的生活。
第三是犯罪行為往往會形成動態經濟學中的多均衡點模式。在犯案率很低的大環境下，就算政府不花費大資源去打擊損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會犯此罪的人也很少，因為無人敢犯，你卻去犯，你便會顯得突兀，一下子便被認出而伏法，所以很少人敢於造次。但倘若叛國分子因環境太寬鬆而廣泛滋長了起來，犯罪者眾多，社會就算用上大量資源也不易檢控犯罪分子，此種情況，香港幾年前已親歷過。
霹靂手段 挖出隱藏犯罪分子
有此態勢出現後，解救之道是治亂世用重典，亦即大力增加犯罪者犯罪的機會成本，把刑罰加重，並用更多資源調查及檢控黑暴分子，使他們知道，若有犯罪，其被罰的概率會大幅提高，罰則也會更重。
揪出隱匿的叛國分子，對維護國家安全十分重要。（資料圖片）
諮詢文件中確有一些建議是動真格的，例如「隱匿叛國」便頗辣。對叛國者的行為知情不報會犯法，這與源自商朝，被墨子系統化、商鞅實踐推行的「連坐法」有共通之處，但也不盡相同，只要把知道的叛國分子檢舉出來，便不會被株連。也許霹靂手段過後，隱藏的犯罪分子被挖出，軟對抗無疾而終，便不用花太多資源去為23條執法。
（本文原載於2月9日《香港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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