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疫情正在惡化，回想沙士當年，同樣是全民口罩，但少有出現排幾小時隊的情景，市民亦未有為不夠口罩而減少
外出。現時市面出現各種亂象，除了因為武漢肺炎比沙士規模要大外，政府訊息混亂、政策搖擺不定，亦令市民更難預示香港疫情到底可以變到幾壞，惟有鬥快搶資源自保。
從應付反修例事件，到防範疫情爆發，政府的反應同樣是慢好多拍，例如各種遲來的口岸關閉，例如事先張揚的「強制檢疫」。
我始終相信制度比人選重要，特首以及其團隊固然甩皮甩骨，但問題根源在於政府管治面對的局限，就算換了另一批稍似人形的政府高官，結果也不會好到那裏去。社會衝突和武漢肺炎，共通點是都直接牽涉到國家利益，香港政府的大小決定，當然都要先得到某程度的上級批准，其中導致的時間延誤，以及因不了解香港情況而出現的偏差，都是今天一國兩制下的「制度成本」。
武漢肺炎將這成本殘酷的展示於香港人眼前。損失的不只是社會和諧，不只是經濟利益，而是實實在在的人命。若果香港現在的一堆入境措施能夠早一兩個星期推行，香港出現大規模爆發的機會率會下降幾多？這一筆「制度成本」，減少了香港人享有的各種自由，包括防疫保命的自由。
曾國平
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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