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膨漲與服務質素
行政膨漲與服務質素
行政膨漲與服務質素
兩位欄友在友報的專欄中，分析了香港醫療支出的變化，指出即使扣除疫情影響，醫療開支的增幅依然遠超經濟增長和人口老化的速度，尤其是行政人員的急增。類似的現象其實不僅局限於醫療系統。在我熟悉的美國大學體系中，行政人員的開支同樣是
多年來難以遏止的負擔，並且正日益威脅學術資源的分配。
美國的大學行政成本激增的問題，早在疫情之前就已顯露端倪。從1976年到2018年，美國大學的全職行政人員和其他專業人員的人數分別增長了164%和452%，但同期的全職教員增幅僅為92%，幾乎與學生增長的78%持平。儘管行政人員不斷增加，學生普遍反映服務質素並未有顯著提升。例如，學術指導仍然難以獲得，學生支援服務也存在效率低下的情況。
在香港的公共醫療系統中，情況似乎亦有相似之處。疫情期間增加的行政人員，雖然有助於處理更多的文書和組織工作，但醫療系統的效率和服務質素並未明顯改善。反而，有病人投訴就診時間更長，行政流程更繁瑣，反映出單純增加行政人員，未必能有效提升服務水平。
服務質素沒提升，為甚麼行政人員數量激增？首先，學生對服務需求增加是一個重要原因。在美國的大學，心理健康輔導、就業指導以及學術支援等服務的需求顯著增加。然而這些需求往往導致更多行政層次，而非服務本身質量改善。在香港醫療系統，類似情況則表現為更多「護理支援」人員和行政崗位的設立，用以處理日益增多的患者需求和疫情衍生的管理工作。
其次，政府監管和認證機構的要求也在推動行政人員的增長。無論是美國的大學還是香港的醫療系統，應對新政策或規範的方式通常是增加崗位，而非調整現有流程以提高效率。疫情亦進一步加劇了行政支出的增長。從衛生安全措施的實施，到線上課程的快速擴展，美國大學和香港醫療系統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然而，隨著疫情趨緩，這些新增的行政崗位並未隨之消失，成為長期成本的一部分。
大學和政府機構一樣，在沒有市場的競爭壓力下經常有「向上管理」的傾向，亦即行政決策者更關注內部利益分配，而非長期效率提升。結果是，無論是在美國的大學還是在香港的醫療系統，行政支出的膨脹變得難以逆轉，兩者同樣面臨資源錯配的惡性循環，最終令受眾——患者和學生——成為最大的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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