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十年國債收益率暴漲，5月19日開始的三天裏，收益率飆升了20點，至3.16%。上次日本見到如此高的資金成本，還是上世紀的事情。觸發日本長債市場異動的原因，有投資者擔心日本超高的債務負擔、久無著落的美日貿易談判和日本銀行縮減購債規模。
更深刻的原因，是日本國債市場正經歷結構性
資金流動的範式轉換。隨著超長期國債收益率的異常波動，市場逐漸意識到這並非單純的技術性調整，而是日本債券市場的供需錯配，還有日本央行的水水推舟，更可能折射出全球資本再配置浪潮下的深層變化。
近期長久期國債拍賣遇冷暴露出供需機制的深刻裂痕。本財年財務省削減了超長期國債發行量，但是傳統買家的需求和結構已發生了嬗變。壽險公司等長期投資者的策略轉型尤為關鍵--在監管框架調整與資產負債匹配需求驅動下，這些機構對長期國債的需求並不旺盛，製造出供需失衡，迅速拉高了長久期債券的收益率。
在如此的市場環境下，日本央行通常會介入幹預，但是這次卻比較安靜。日本銀行去年以來一直致力於貨幣環境正常化，但受到市場環境和資金勢力的掣肘，始終不得要領。如今市場主動調整，正中央行下懷，長債收益率開始對日本滯留海外的資金有吸引力了。日本是全球最大的淨儲蓄國，但是資金卻多滯留海外為他人做嫁衫，對日本經濟的幫助有限。
如今日本國債市場的生態環境正在發生改變，長期國債收益率的上升和資金流動的鏈式反應正在重構市場需求。壽險公司的監管合規壓力與收益要求形成雙重驅動力：一方面，日本新版保險業監管條例將資產負債久期匹配系數從1.2倍提升至1.5倍，迫使機構增持20年以上超長期債券；另一方面，10年期美債收益率突破5%後，未對沖外匯風險的日資機構持有美債的實際收益已轉為負值。這種結構性變化促使日本生命保險等巨頭將海外債券配置比例從35%下調至28%，同步增持本土超長債達9萬億日圓。
由於過去日本長期奉行零利率政策，日本企業和金融機構將巨額資金長期放在海外，尤其在美國的長期國債上。如今本土國債收益水平有明顯改善，而持有美債的對沖成本上漲，令這批資金有了班師回朝的意願，尋求本幣投資機會。
當傳統套息交易模式遭遇本土資金回流衝擊，日圓在套利盤平倉潮中出現貶值。這種非線性波動揭示出：在跨境資本流動規模達GDP百分之三百的日本市場，機構投資者的集體轉向足以在短期內擊穿常規定價模型。盡管日本銀行具備無限量購債的技術能力，但僅僅象徵性地進行了一點日圓匯率幹預操作，實質上默許了市場對政策利率走廊的重新定價。
政策制定者正在微妙平衡短期維穩與長期改革之間的關係。財務省面臨的困境頗具代表性：超長債利率飆升雖增加利息支出壓力，但資本回流客觀上緩解了外匯市場幹預負擔。這種矛盾的現實映射出安倍經濟學遺產的複雜性--當黑田時代的量化寬鬆培育出24萬億日圓的套息交易規模，其平倉過程必然伴隨陣痛。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養老投資基金(GPIF)已將美債配置比例從47%降至42%，這種主權財富管理機構的戰略調整，可能預示著全球儲備資產再平衡的早期信號。
日本海外資金在許多國家的國債持有率都是高單位數的，個別國家甚至超過10%。一旦日本自己的長債收益率變得有吸引力，其他國家的債市也會受到連鎖衝擊。
從更宏大的市場周期觀察，此次動盪揭示了央行政策轉型期的典型特征。日本銀行2024年4月會議紀要顯示，決策層對超長債波動保持戰略定力的深層邏輯是，3%的收益率水平恰能吸引本土資金回流，既為貨幣政策正常化創造條件，又避免直接加息衝擊企業債務結構。這種「以時間換空間」的策略，使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3%附近形成新的供需平衡點，而30年與40年期收益率波動則被默認為市場出清所需付出的必要代價。
全球資本市場的角度看日本長債的最新動向，筆者認為主權債務市場的定價權正在發生轉移。當日本壽險公司這類「永久型投資者」開始根據監管規則與收益預期重構自己的投資組合，而此引發的資本遷徙將重塑跨市場聯動模式。當前美債市場的流動性收縮與波動率抬升，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資金轉換的折射。
筆者認為，除了套利交易部分（已經少了很多），日本債市的槓桿比率不高，衍生產品不多，所以這場市場異動爆出金融風險的機會不大，但是日本資金回流，對美國債市以及其他國家債市的影響，值得進一步探究。對於市場參與者，重要的不是波動本身，而是理解這種資金流動背後正在發生的結構性變化。日本巨額儲蓄支持海外債市、壓艙資金成本的時代，開始慢慢結束。日本長債利率正常化，意味著全世界資金成本正常化。《陶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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