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賄賂條例》應用於行政長官面面觀(下)
近期兩任前特首，離任後及就任期間，都為不同因由，被投訴幹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及「行政長官收受利益」罪。
前者的「行政長官收受利益」指控，經過兩次審訊，陪審團都無法作出有效裁決，所以法庭將控罪存檔作結。至於「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原審法庭判決
罪成，但經上訴，減囚至十二個月。刑滿出獄後終極上訴，獲終審法院推翻控罪，撤銷刑罰，並頒令毋須重審。
後者在任期伊始，有澳洲傳媒報道當他參選特首後，仍以其所屬仲量行董事身份與一澳洲企業簽訂秘密協議，透過提供顧問服務，換取報酬。其後，經香港傳媒廣泛報道後，立法會成立專責調查委員會，但無功而退。又有議員往廉政公署實名投訴。廉政公署於他離任後，經過詳細調查，發表聲明不會提出檢控，律政司亦發聲明指沒有足夠證據提出檢控。
以上兩個例子都是根據當日防貪法例提出檢控，但分別經過曠日持久法律程序後，所有指控都不成立告終。若將《防止賄賂條例》的第三條及第八條引伸到適用於行政長官，那麼投訴行政長官幹犯賄賂的門檻便變得更低，不能排除雞毛蒜皮惡意投訴。
這是中央政府極不願看到的情況，因為行政長官應心無旁騖，盡心盡力，履行中央賦予的基本責任，保持特區繁榮安定，社會安寧，而不是被子虛烏有的貪汙指控困擾。《基本法》已經設有嚴密機制，防止行政長官瀆職，權力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不用特區越俎代庖，在《基本法》既有規定之上，架床疊屋，對行政長官加以額外規限。
這就是為甚麼行政長官於於電台回應她上月在立法會詢問大會有關「走數」問題作出如下解說，「由於行政長官屬唯一向中央及特區政府雙重効忠及問責的人，加上過去四年對『一國兩制』及憲法等認識更深，故認為不能將特首抽離中央監管的機制，受本地法律過度限制，否則直接影響憲制功能」的原因。
孫公解碼 - 孫明揚 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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