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劃不輸自由？——經濟模式的反思（曾淵滄）
中國內地：從國家指導到
供需導向
建國初期的五年計劃是全面仿效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帶有濃厚的指令色彩，由政府的行政命令分配資源、安排所有的經濟活動。改成五年規劃之後，政府從行政命令轉為僅制訂宏觀性、戰略性的指導原則，指明工作重點，同時將市場能
自動調節的部分交還市場，以市場機制主導資源配置。不過，與傳統資本主義最大的分別，在於政府依然提供戰略指引，並調度大量的國營銀行及企業配合政府的戰略部署。二○一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一項新的結構性經濟改革，稱之為「供給側改革」，內容包括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這是因為美國在二○○八年爆發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一場比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更嚴重的經濟風暴。面對這場風暴，時任總理溫家寶提出「四萬億」基建的刺激計劃，全力擴大各方面生產，此舉的確使中國從那場全球金融海嘯中走出來，但是也埋下其後產能過剩的問題。「供給側改革」正是針對這一問題而生，強調供給必須配合需求，在確認了需求之後才安排供給，這項改革更進一步把中國的經濟體制推離傳統的計劃經濟，幾乎可以說是全面告別計劃經濟。
香港：從被規劃到自主規劃
香港回歸前，中國的五年計劃與香港關係較淺，而當時的中國經濟亦遠遠落後於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已經崛起為世界主要的輕工業中心，當時香港的英國殖民地政府所推行的，是經濟學家稱之為自由經濟，即積極不幹預政策。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經濟學界大多認為自由經濟體制比計劃經濟優勝。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後的初期，中央政府的五年計劃也較少具體提及香港，當時香港人仍普遍認為，香港的自由經濟體制較內地的計劃經濟優勝。這種情況一直維持至二○○六年。
那年，中央的「五年計劃」開始正式改名為「五年規劃」的同時，香港亦首次被納入國家發展總體戰略，出現在中央的「十一五規劃」中，但也只是簡單的幾句，明確表示香港在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定位。二○一一年的「十二五規劃」，涉及香港的內容才首次獨立成章，為香港深度融入國家戰略奠定堅實的基礎。不過，這時候香港也出現了一些反對「被規劃」的聲音，這些聲音的主要理據仍是認為香港的自由放任經濟體制及積極不幹預政策優於內地的規劃經濟。無論如何，從二○○六年開始，香港於中央的五年規劃中一直都佔有一定的位置，於二○一六年的「十三五規劃」中，香港更積極參與中央的「一帶一路」建設。二○二六年的「十五五規劃」，香港特區政府更是首次自行制定「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是香港回歸近三十年以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也開始認真思考：香港過去多年推行的自由放任體制及積極不幹預政策，是否必然優於規劃性的經濟模式？如今，中國崛起為全球製造業核心的地位已毋庸置疑。這背後，是習近平二○一二年提出「中國夢」，以及國務院於二○一五年印發「中國製造二○二五」等戰略長期落實的結果。這是中國規劃經濟的成果，其實效國際社會有目共睹。
新加坡：以國營企業主導的經濟模式
除中國以外，另一個成功推行規劃經濟的地方是新加坡。過去許多年，不少香港人喜歡把香港與新加坡作比較。新加坡面積七百多平方公里，比香港的一千一百多平方公里小，新加坡人口近年剛突破六百萬，也比香港的七百多萬少。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新加坡經濟遠遠落後於香港，當時的香港已經是世界上舉足輕重的輕工業中心，而新加坡則剛剛獨立，一窮二白。主要經濟仍然依靠英國人留下來的轉口貿易，在市場買賣東南亞的土產如橡膠、咖啡為生，本地生產總值當然也遠遠比不上香港。當時，一元新加坡幣能兌換二元港幣。但是今天新加坡的本地生產總值已經超越香港，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近十萬美元，比香港多了接近一倍，一元新加坡幣兌換六元港幣，升值兩倍。因此，香港人也不得不認真研究新加坡式的經濟發展模式。
一九六五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後，隨即推出自己的「五年計劃」，主導經濟發展方向。新加坡政府從無到有創立龐大的裕廊工業區，繼而成立國營的星展銀行、國營船運公司、國營晶片生產商、國營造船廠、國營武器生產商、國營房地產開發商，連海港亦屬國營。其後更設立直屬政府的淡馬錫控股，統籌眾多國營企業—新加坡官方稱之為「政聯企業」。當然，新加坡政府也歡迎外國及民間資本的投資。許多年過去，新加坡這一套以國家主動投資，成立政聯企業的「規劃經濟」已證明是成功的。一九七八年底，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前夕訪問新加坡，相信是有意借鑑新加坡以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鄧小平此行歸來後，中國的改革開放逐漸顯現出新加坡的影子，新加坡政府及民間企業也開始到中國尋找投資機會。
（作者為財經評論員。）
明報月刊 - 曾淵滄 舊文
本文作轉載及備份之用 來源 source: http://mingpaomonth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