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建民教授上周五在《明報》發表大作《誰在真正搞亂香港》，對「幫港出聲」諸君及我作了一些無的放矢的批評。葉老弟素來支持理性分析，但這次卻不知何故，頗顯得心煩氣躁，似是失準之作。這類文章本不用回應，但我敬重葉老弟為人，惟有對他兩個觀點表達一點自己的看法。
葉老弟的主要指控是問我們為甚麼對「『愛』字頭和各式支持建制團體路人皆見的劣行」置若罔聞，反而去批判「佔中」的倡議者？我的長期讀者都知道，我討厭語言暴力，若有真正暴力出現，亦十分支持警方依法辦事，把犯事者緝拿歸案。我一向最擔心的，亦是香港社會出現撕裂，但這意味著我一定要先罵「愛」字頭才批評「佔中」諸君嗎？我未搞清楚情況前，不會隨便罵人。
處事要分優次輕重
「愛」字頭各路人等我並不認識，對一些混在當中，葉建民口中說的「敗類」更不知其來歷；傳媒對他們的報道，亦各自從其立場出發，若不長期花上時間觀察，怎可輕忽判斷？在影響力規模而言，「佔中」所可能造成的損失數以十億計，動員人數亦可能過萬，豈是「愛」字頭等區區數十人的影響所能比擬？處事的優先次序，豈不一目了然？我們豈能輕重不分？
話說回來，用錯誤方法表達自己的訴求，我絕不認同，但葉老弟也清楚知道，率眾「踩場」，狙擊政治對手，「維園阿哥」式歪風絕非「愛」字頭所創。香港過去幾年政治生態飽受此劣行所困，我卻未見泛民黨派大張旗鼓去聲討他們。「剃人頭者，人亦剃之」，別人「有樣學樣」，泛民豈不悔不當初？不過，歷史也告訴我們，選舉中，中間泛民政黨最痛恨的敵人其實是激進泛民，今天較中間的所謂建制派，也應對激進建制派保持戒心。至於我，既非泛民也非建制，人微言輕，激進泛民或建制，哪有興趣聽我勸喻？
葉建民提出的第二個重點是「街頭政治運動的興起反映有人認為在建制內爭取公義成效不彰，所以要轉戰街頭。」他又認為「政策的所謂好壞，不應只是在於是否合乎科學原則、經濟效益又或既定程序，受眾的喜惡才是關鍵」，因此政府委任在諮詢架構中的「精英」，不要再活在雲端雲雲。
我相信葉建民的分析犯了一些硬傷。這裏有兩個問題：民意如何掌握，以及知識分子在公共決策中應扮演甚麼角色。
已故美國政治科學會會長黎卡(William Riker)曾把民主分為民粹主義民主及自由主義民主兩類。前者假設了民意可知，並以此為政策基礎；後者則謙虛得多，認為民主大有局限，對它不用有太大奢望，只要把握它，使人民有權任免政治領袖便可。黎卡利用數理經濟學中早已證明的一些定理，指出民意根本不可知，任何以為自己知道民意若何的想法都只是幻想，所以民粹主義式的民主根本站不住腳。此中涉及的理論複雜，將來再詳論，但在此處我可較簡單地指出，街頭中出現的訴求，絕不可便把它當成社會的民意。
社會中追尋利益的所謂「尋租活動」，人人誇大自己的損失，無限化自己的訴求，在香港我們還見得少嗎？這些活動其實很合乎不同團體私自的利益，我們不可怪當事人，但卻必須審視他們背後的動機。這些訴求當中，很多是有衝突的，例如不少港人希望樓價下降，所以認同發展新界東北，但同時亦有人在那裏耕種，要得到巨額補償才肯離開。此類問題涉及不同利益的人、人數多寡及利益的深度，街頭政治怎可能帶來準確資訊以助民主政府找出真正的民意所在？我們必須明白，社會中人各有不同訴求，所謂社會的「共有意志」只是一不存在的虛妄。
街頭訴求不可當民意
至於知識分子的角色，我們也要搞清楚，知所進退。掌握某些團體訴求並作其代言人，邏輯上是做得到的，但若說可知道總體民意，卻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念當作全民訴求，並充當救世主，是十分虛妄的行為。知識分子應發揮自己的專長，才能起到最大貢獻。他們的專長是甚麼？便是以科學方法，分析不同政策會帶來的後果，然後再讓公眾知道，決策則留給公眾。我與政府一直保持距離，極少提出政策建議，我所做的，只是以專業知識批判地審視別人提出的政策有無不妥。這是很艱苦的工作，而且沒有薪水，沒有回報，我的朋友很少會對這類義工有強烈興趣，但這是知識分子的責任，不應怠忽。
(本欄逢周一、三、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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