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畢：特首應「虛君化」化解危機
【專訊】本欄一向以評論投資為主，但政不離經，如果政治長期不穩定，一定會影響經濟，以香港為例，更會動搖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石。因此，香港面對目前的政治危機，一定要盡快處理。
解鈴還須繫鈴人，香港社會衝突持續，是因為不少人認為，特區政府企圖通過《逃犯條例
》修訂案，引入中國大陸法律，淩駕香港普通法，破壞一國兩制，香港人因懼怕喪失英式普通法對個人生命財產的保障，對現屆政府作出強烈反應。其實，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人對政府的信任，由特區政府DQ立法會議員開始，已經悄悄響起警號。最初的DQ行動，個別議員作出侮辱國家的行為，令太多香港人不滿，雖然DQ行動明顯違反西方民主選舉的原則，但政府出師有名，令最初DQ兩位議員的行動順利執行。
肆意DQ反對派 立會威信蕩然無存
此後，政府食髓知味，不斷以各種理由DQ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甚至剝奪一些人的參選權，以致立法會內，建制派拿到了絕對控制權，才埋下以後，政府在100萬人上街反《逃犯條例》修訂的遊行後，還敢霸王硬上弓，企圖在612二讀通過修例。現在社會遊行示威衝突不止，源於612衝突令官民關係完全破裂。要解決社會撕裂，只有重新建立官民互信，而要建立互信，不是特首林鄭月娥帶領一眾局長像行刑一字排開，自說自話就能建立。說到底，政府手持武器，要獲得人民信任，便要存在一套有效的制衡制度，暴政除外。
建立有效制衡制度 才可修補撕裂
港英年代，英國人的法律判決，港人若有不滿，可以上訴到英國的樞密院，那是一個國際公認相對公平公正的制度，所以雖然那時沒有民主，但人民對政府還是信服。回歸後，香港司法大致公平公正，直至政府拿到立法會的絕對優勢，可以利用立法權，破壞香港法治的最後基石，港人懼怕連法治最後一道防線都喪失。因此，如要令香港人再次對政府安心，政府也許要考慮，如何重建立法會公信力，令港人覺得立法會真的是代表民意（最少有一定民意），而不是特區政府或中聯辦的橡皮圖章。
當然，有人會說，要改革立法會，避免不了要修改《基本法》，又會觸動中央神經，例如831框架，是否完全沒有討論空間，社會已經有這方面的討論。但人類文明，所謂政治智慧，就是各方在限制下，如何談判出一個共識。美國能組成聯邦，其實最初十三個殖民地都各自互相不信任，只是各州不斷談判，才創造出美國憲法，平衡各州和聯邦政府利益。
香港的基本法，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當然難以大幅修改，但在基本法下，是否在行政與立法會內，都沒有加強民主和制衡成分的可能？回歸22年，特首不能隸屬任何政黨，令其在沒有政黨支持下施政，施政舉步維艱，已經證明是一個嚴重錯誤的設計。這個缺陷不能輕易改動，但特首的角色，能否改變？例如意大利政府是總統總理制，總統有權解散政府，卻沒有施政之權。香港特首，也能否委任一個有政黨背景的政務司長，由政務司司司長組成多黨派的聯合政府，同時委任各司局長，由政務司司長對人民問責？這樣一個有實權的政務司司長，在籌組聯合政府時，有一定的民意基礎（因為牽涉到民選議員的支持），是否可以重新建立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制衡，令香港市民安心？
美國憲法成立 也要經歷漫長磨合
同時，特首的角色，便成為中央和香港人的中間人，如果政務司司長的工作不對辦（無論是對中央還是香港人民），他可以辭掉政務司司長，委任新的政務司司長重新組閣，平息中央或港人的不滿，總比現在特首對各方問責為好。
這個方案，正如前述，意大利雙首長制，特首讓出部分權力，搞多一些剪綵或探訪老人院等禮儀（ceremonial）活動，有重大事件才炒掉政務司司長重新組閣，不是什麼新奇事物，許多國家都有採用。最後補充，制度不一定是設計出來，而是衍生出來，就像英國沒有憲法，英國首相也不是一早設計出來，而是制度衍生下的產物，遲至19世紀才出現。皇畢已多年沒有寫這樣的文章，不過眼見香港紛爭不斷，非常痛心，雖人微言輕，癡人說夢一下吧。
香港奧國經濟學院院長 fb.com/buytillsuspension
[皇畢 投資皇導]
【專訊】本欄一向以評論投資為主，但政不離經，如果政治長期不穩定，一定會影響經濟，以香港為例，更會動搖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石。因此，香港面對目前的政治危機，一定要盡快處理。
解鈴還須繫鈴人，香港社會衝突持續，是因為不少人認為，特區政府企圖通過《逃犯條例》修訂案，引入中國大陸法律，淩駕香港普通法，破壞一國兩制，香港人因懼怕喪失英式普通法對個人生命財產的保障，對現屆政府作出強烈反應。其實，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人對政府的信任，由特區政府DQ立法會議員開始，已經悄悄響起警號。最初的DQ行動，個別議員作出侮辱國家的行為，令太多香港人不滿，雖然DQ行動明顯違反西方民主選舉的原則，但政府出師有名，令最初DQ兩位議員的行動順利執行。
肆意DQ反對派 立會威信蕩然無存
此後，政府食髓知味，不斷以各種理由DQ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甚至剝奪一些人的參選權，以致立法會內，建制派拿到了絕對控制權，才埋下以後，政府在100萬人上街反《逃犯條例》修訂的遊行後，還敢霸王硬上弓，企圖在612二讀通過修例。現在社會遊行示威衝突不止，源於612衝突令官民關係完全破裂。要解決社會撕裂，只有重新建立官民互信，而要建立互信，不是特首林鄭月娥帶領一眾局長像行刑一字排開，自說自話就能建立。說到底，政府手持武器，要獲得人民信任，便要存在一套有效的制衡制度，暴政除外。
建立有效制衡制度 才可修補撕裂
港英年代，英國人的法律判決，港人若有不滿，可以上訴到英國的樞密院，那是一個國際公認相對公平公正的制度，所以雖然那時沒有民主，但人民對政府還是信服。回歸後，香港司法大致公平公正，直至政府拿到立法會的絕對優勢，可以利用立法權，破壞香港法治的最後基石，港人懼怕連法治最後一道防線都喪失。因此，如要令香港人再次對政府安心，政府也許要考慮，如何重建立法會公信力，令港人覺得立法會真的是代表民意（最少有一定民意），而不是特區政府或中聯辦的橡皮圖章。
當然，有人會說，要改革立法會，避免不了要修改《基本法》，又會觸動中央神經，例如831框架，是否完全沒有討論空間，社會已經有這方面的討論。但人類文明，所謂政治智慧，就是各方在限制下，如何談判出一個共識。美國能組成聯邦，其實最初十三個殖民地都各自互相不信任，只是各州不斷談判，才創造出美國憲法，平衡各州和聯邦政府利益。
香港的基本法，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當然難以大幅修改，但在基本法下，是否在行政與立法會內，都沒有加強民主和制衡成分的可能？回歸22年，特首不能隸屬任何政黨，令其在沒有政黨支持下施政，施政舉步維艱，已經證明是一個嚴重錯誤的設計。這個缺陷不能輕易改動，但特首的角色，能否改變？例如意大利政府是總統總理制，總統有權解散政府，卻沒有施政之權。香港特首，也能否委任一個有政黨背景的政務司長，由政務司司司長組成多黨派的聯合政府，同時委任各司局長，由政務司司長對人民問責？這樣一個有實權的政務司司長，在籌組聯合政府時，有一定的民意基礎（因為牽涉到民選議員的支持），是否可以重新建立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制衡，令香港市民安心？
美國憲法成立 也要經歷漫長磨合
同時，特首的角色，便成為中央和香港人的中間人，如果政務司司長的工作不對辦（無論是對中央還是香港人民），他可以辭掉政務司司長，委任新的政務司司長重新組閣，平息中央或港人的不滿，總比現在特首對各方問責為好。
這個方案，正如前述，意大利雙首長制，特首讓出部分權力，搞多一些剪綵或探訪老人院等禮儀（ceremonial）活動，有重大事件才炒掉政務司司長重新組閣，不是什麼新奇事物，許多國家都有採用。最後補充，制度不一定是設計出來，而是衍生出來，就像英國沒有憲法，英國首相也不是一早設計出來，而是制度衍生下的產物，遲至19世紀才出現。皇畢已多年沒有寫這樣的文章，不過眼見香港紛爭不斷，非常痛心，雖人微言輕，癡人說夢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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