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性率低不是檢測效益低的原因
政府說有180萬人次接受今次「全民檢測」。(資料圖片)
先旨聲明，即使政府說有180萬人次接受這次「全民檢測」，即使特首說部分成本將由中央支付，即使檢測人員要每日分3班、每人不停工作8小時，甚至要穿上成人紙尿片，我都認為這次全民檢測沒有達到應有的效益。不
過，原因卻不是因為當中只發現32宗陽性個案、陽性比率只有0.0017%，或平均4,000萬元才揪出一個病人。
為甚麼陽性比率低就代表檢測的效益低呢？司機們不會因為最近沒有claim撞車保險而埋怨這幾年的保險費白交了吧？同樣地，司法界亦不會說最近成功入罪的人數減少，就認為司法系統的效益降低吧？色情影業界更不會因為愛滋病檢測的陽性比率低，於是說檢測是浪費金錢吧？
司機交保險是為了可以放心開車，司法系統的存在是要令人放心交易，而愛滋病檢測，可以令色情片從業員更放心開工。
同樣地，我之前不只一次說過，全民檢測的效益在於可以令經濟回復正常。理論上，如果我們做定期的全民檢測，再加上把陽性個案有效隔離(即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默的「檢測及隔離」政策)，我們便可以將新冠肺炎疫情有效控制，令經濟活動可以因此重啟。
事實上，美國不少大學(包括敝校維克森林大學)以及職業聯賽(例如美職棒)都有實行不同程度上的「檢測及隔離」政策，疫情亦因此受到控制，使大學可以局部恢復面對面授課，聯賽起碼可以在閉門場地進行。
換句話說，全民檢測的成本效益計算，看的不是發現多少陽性個案，計的不是花多少錢才揪出一個病人，而是要比較由經濟停擺到經濟重啟的效益，能否抵銷那幾億甚至數十億的檢測成本。
對我來說，檢測能否1)做到「全民」；2)反覆定期做；3)盡快得知結果(以及隔離陽性個案)等都是特區政府能否持續有效地防疫的其中幾個參數。至於要計算這次全民檢測的效益的高低，我們要看的是限聚令禁堂食令，或其他經濟停擺措施有否因為這次「全民檢測」而得到局部放寬。
作者為維克森林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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