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觀點 - 施永青
萬人商議 空想難行
(2013年03月21日)
【am730專欄】戴耀廷倡議佔領中環後，可能自覺這個行動在手段上並不民主，反而更接近助蘇共上台的十月革命，是利用「起義」把一部分人的意願加諸多數人的身上；為了增加行動的民主內容，他提議要搞多一個「萬人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的活動。
所謂「商討日」的做法，原先只是耶魯大學教授Bruce Ackerman與James S.Fishkin的空想，從未在現實政治上實踐過。戴先生的構思是：讓決志參加佔領中環的一萬人，相約齊在某一天，分頭在多間大學，一同商討佔領行動要爭取的具體政改方案，然後投票決定哪個真普選方案最好，再以此逼中央接受。
戴先生建議，把討論的過程經電視台直播，讓香港其他人也能看到，明白其道理，這樣就可以增加方案的民主成分。
然而，香港大專院校的集會場地，每個只能坐一千人左右，一萬人可能要分十個會場進行，即使有這麼多的電視台肯配合直播，香港人也分身乏術，無法同時觀看這麼多的頻道。至於身處不同會場的商討參與者，更只能參加自己一場的討論，無法考慮其他會場的意見。現實可能是一個會場內要搞一千人一起討論也不容易，那搞一場一萬人一起的商討，就真的可以令議題得到充分的商討嗎？
再者由原創學者提議的「商討日」，其參與者需由沉默的普通人之中抽樣選出；但戴先生的「商討日」的參與者卻是那批不惜違法癱瘓交通的激進分子，由他們商討後投票選出來的方案就可以代表全體香港人的意願嗎？這與小圈子選舉有甚麼分別？這一萬人的組合，其代表性可能連選委會也不如，叫香港人怎能接受？
我辦中原的初期，每月都搞全體員工「商討日」，以決定公司的重要事務；但員工人數一接近千人，就只能有分組討論，而沒法讓各組都有機會把討論的結果向全體成員匯報，只能象徵式地抽幾組匯報算了。現在公司有四萬多人，分處三十多個城市，根本沒法搞員工的「商討日」，最多只能在管理階層搞商議。這個過程使我明白，直接民主雖陳義甚高，但行之不易。戴先生那套，離不開書生論政。
英國人說，魔鬼藏於細節。只要我們深思落實民主的細節，就會發現現時西方的民主制度實有點兒戲。不少研究發現，大部分選民在投票時，對有關議題都缺乏真正的認識，他們只是聽過傳媒上意見領袖的幾句金句，就已決定如何投出自己「神聖」一票了。然而，要搞戴先生那套深入商討又是如此不可行。
戴先生的主張一見報，就受到激進派的批評，指他想打退堂鼓，把簡單的公民抗命複雜化，志在讓佔領行動設法戴上民主的桂冠，破壞行動的預期效果。
可悲的是：現實世界的政治運動，依然由少數知識分子精英所操控，群眾只是他們隨時可以犧牲的籌碼。我不願參與這種骯髒的遊戲，所以沒法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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