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伸鏹﹕特首不是我們「老母」 是打理公務的「姐姐」
【專訊】早知今年不易過，因為實在有太多重要的紀念日子——五四運動100周年，中共建國70周年，中美建交40周年，和更敏感的六四事件30周年。多年來，在北京經常聽到一句話，不寄望香港對內地有什麼貢獻，只要不「添煩添亂」就好了。這句
說話當然有點貶低了香港多年來對建設祖國的貢獻，但亦真的反映近年對香港所帶來的「麻煩」的厭倦！但這次《逃犯條例》修訂風波，真的無聊地再為中央「添煩添亂」，亦為本已是投資季節中最困難的五六月，再增加不確定性。
上百萬人上街，想清楚，應該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數一數二最大型的遊行。香港沒有公投，如此多人以腳投票，民意已經是清楚到不得了。保守估計，反對修訂的支持率應肯定高達70%以上。
政府絕不可掉以輕心，隨便以任性或受人唆擺等過度簡單解釋，作自我解脫的理由。一如特首所言，香港確是個現代文明的社會，所以特首的角色和責任，絕非封建時代的父母官，家長式統治已過時，打者更非愛也。現代文明社會的公務員，包括高官，都只是人民公僕，應以服務人民為己任，凡事都必須以民意支持為依歸。不管政府自以為任何政策有多「正確」，如不得民心，硬推都是不行的。
所以開句玩笑，特首不是我們的「老母」，極其量只是幫我們打理「公務」的「姐姐」。只希望事件能夠在短期內得到和平解決，不要為本已太過擠迫的日曆再添一個哀傷的紀念日！
現代文明社會 家長式統治過時
相信特首林鄭月娥對修訂《逃犯條例》的初衷是「善意」的。令人髮指的陳同佳殺人案確是修訂的動機之一，但當然並非唯一，甚至未必是最主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動機應是過去幾年，發生了幾件令人非常不安、好聽叫「越境執法」、不好聽叫「越境綁架」的案件。最深刻印象的包括肖建華案，和更令人擔憂的銅鑼灣書店事件。且據說，多年來，類似肖的個案多不勝數，只是沒有上新聞而已。
其實這類行為的最適當形容詞應為「Bounty Hunting」（賞金狩獵）， 在美國西部牛仔片經常見到，即一些專業私人捕快，為賞金而去追捕一些棄保潛逃的人，尤其越過州界的逃犯，因為當年仍未成立有全國執法權的FBI。電影中經常出現的一句話是「Dead or Alive」，不論生死，都照可領取賞金。
Bounty Hunting是一個真正行業，並非虛構，且仍在美國、菲律賓和Rhodesia等國合法運作。偶然美國的Bounty Hunters亦會在境外「執法」，但當然在當地則屬違法，被列為綁架，如搞出人命，更是謀殺。
香港既然屬於中國一部分，但竟然沒有引渡法，當然形成一定矛盾，所以偶然需要用上Bounty Hunting，實屬意料之內。但中國愈來愈強大，自覺法治也愈來愈成熟，當然不希望被人看作不講法，仍需經常用上Bounty Hunting這一招。況且跟美國不一樣，Bounty Hunting在國內也是違法行為。所以林鄭借陳同佳案為由，企圖修訂《逃犯條例》，以此避免再出現肖建華之類極粗劣、且港府更必須袖手旁觀詐看不見的「越境執法」案件，是可以理解的。 特首的出發點是，修改了《逃犯條例》，有了香港法庭和她自己把關，總比一班蒙面黑衣人，突然半夜出現在「望北樓」好。
香港人亦理解這一點。我們當然不歡迎香港成為內地貪官、白手套、賄賂高官的巨富，和殺人犯的「逃犯天堂」。但同時香港人也擔心「無意中」在國內犯了不太嚴重的法例，都有機會被引渡回內地受審。這可能只屬尾巴風險，根本不用過慮，但事實是政府仍未能令港人安心。
企圖讓人釋憂的一些修改更得到反效果，例如轄免涉嫌跟未成年少女發生關係罪，但仍堅持保留某些經濟罪行。我是個實際的人，在現實環境，如某人是個走私客，當然明白這人犯了罪，但在個人層面上，他未必是個壞人。最有名的例子是賴昌星，當年叱吒風雲，是全國最大的走私商，他的案件牽連甚廣，拖累大批地方甚至更高官員。經十年努力，才能從加拿大成功引渡回國。但他在福建家鄉的口碑極佳，為人仗義，樂善好施，大力支持各樣慈善和體育事業，形象簡直接近俠盜羅賓漢！
修例圖釋慮 卻有反效果
但對我來說，任何與未成年少女（或男）發生關係的人，無論是自願或強迫（更嚴重），付錢買或所謂有感情，這都是一個很壞的人。唯一例外可能是另一方亦是個兩小無猜的少年。所以如連這卑鄙罪行都獲轄免，更令人感覺修訂的真正原因並非為了公義，而是香港人最擔心的政治原因。我們驚訝但不同情肖建華（雖亦有複雜內情），但我們驚訝和同情李波，更因此案而產生恐懼。
有人希望香港做一個只往錢看的所謂經濟城市。過去大部分的香港人亦真的不太關心政事，只埋頭努力工作，為改善生活而奮鬥。但隨著社會的發展，教育水平的提升，年青人對社會的訴求也必然愈來愈多。
不錯，香港的誕生並不光彩，是一班英國鴉片毒梟，無良地故意挑起戰爭，搶掠而來的。因此素來都帶上一點灰色、混亂、危險，龍蛇混雜，活在邊緣的感覺。這獨特的歷史，亦同時賦予香港特有的色彩和生命力。
我們沒有藍血的貴族，不少最富有的家族，不用回數多少代，第一桶金的來源不乏鴉片、賭博等偏門行業，已不把官商勾結，囤積居奇等基本動作計算在內。但這亦可說為香港歷史加一點浪漫。
香港是個典型的entrepot（轉口貿易自由港），生存價值在於它的自由貿易環境，和一點「anything goes」的精神。每逢打仗，為內地提供最需要和缺乏的物資，最有名的當然是愛國商人霍英東先生在韓戰時的英勇表現。近年水貨客（雙向）更成為急速增長行業，由iPhone到奶粉，化妝品到現金，反正兩地需要什麼，有套利空間的，都有人做。
科技戰升級之時 保港獨特地位更重要
而這個自由港地位，是需要國際社會所承認的。這亦正是美國1992年《美國－香港政策法》（US-HK Policy Act）重要的原因，給予香港有別於內地的關稅和出口限制地位。香港是少有跟美國有頗巨大貿易逆差的地區，每年超過300億美元。我們真的食那麼多USDA Prime牛扒？喝那麼多加州紅酒？早兩年Tesla確很暢銷，但近年都因加稅而大減了。細看之下，原來從美國進口最多的是電器（electrical machinery），範圍甚廣，應包括手機、家電，以至晶片。這逆差的真正來源，大家是懂的。
中美鬥爭正在升級，且已超越貿易，牽涉到更關鍵的科技戰，特別是半導體。其實在此際，保持香港的對外窗口，獨立的關稅和出口限制地位，尤其重要。如不幸短期內解決不了貿易戰，華為制裁更全面執行甚至擴大，但如《美國香港政策法（US-HK Policy Act）》僥倖得以維持，香港應可再次發揮其獨特作用。亂世出英雄，隨時再出現一位新的愛國「晶片霍英東」都不出奇！
但無奈香港的特殊地位，卻因《逃犯條例》修訂而可能受到影響。美國國務院和多名國會領袖，包括議長佩洛西（Pelosi），都已發聲，警告如通過修訂，美國將考慮重新評估香港的「autonomy（自主程度）」，從而決定關稅和出口地位。
中國當然會發奮圖強，自力更生，加速發展自家的半導體技術，但這過程是需要以5年甚至10年以上時間的，亦仍需要外國生產設備、零件和技術的，包括美國的IP和技術。例如沒有Nvidia的GPU、海康、科大訊飛、商湯和曠視的AI發展速度，肯定受損。
不肯定美國是否正在用激將法，但如港府太過衝動而中計，因而更堅決強推修訂，除損害與市民關係外，更形同為中國關上最重要的一扇窗。
強行修例 關上中國對外最重要窗口
歷史上，香港除了是貨物的自由港，其實也是人的自由港。大部分香港家庭的故事，都是為了逃避內地動亂而來到這小島。香港亦的確做過不少重要人物的「逃犯天堂」。
最重要例子當然是唯一受到兩岸四地尊崇的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小時候跟隨兄長去了檀香山念書（是奧巴馬校友），到了16歲回鄉，然後再來到香港上學（拔萃和皇仁），後來再回廣州讀醫科。一年後，因嚮往自由而再來港，入讀剛成立的西醫學院（港大前身），並開始參與革命活動。
畢業後曾到澳門和廣州行醫，曾上書李鴻章建議改革，但不獲接納，反成為了通緝犯，但香港政府並沒有把他交出給清廷。1895年，港府開始把孫中山先生放逐到海外，長達十多年（這就是電影《十月圍城》的歷史背景），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為止。1896年，孫中山在倫敦被清廷綁架，困在大使館，危在旦夕，幸而得他老師James Cantlie仗義請救，才得以脫險，亦因此一夜成名。
不少重要人物曾逃亡香港
另一個曾躲在香港的著名人物是越南革命家胡志明。他在1930年代初被越南法國殖民地政府通緝，胡志明逃至中國和香港繼續革命工作。港英政府將他逮捕，曾在大館連接的維多利亞監獄坐牢兩年，且經常以廣東白話作詩，打發時間和抒發情懷。引渡官司打了兩年，港英政府決定不把他交還越法政府，反而以上賓規格，經海路送到內地。
第三個更近的例子當然就是2013年5月的斯諾登事件。他匿藏在港個多月，不止得到個別人士幫助，更獲港府默許。到了6月21日，美國政府正式落案控告他間諜和盜取政府公物罪，並發出通緝令。但即使美港有引渡協議，但最後港府仍「creatively incompetent」（創意無能）地被斯諾登逃脫，成功登機飛往莫斯科（只恨加拿大在孟晚舟一案中，缺乏同樣的「creatively incompetent」）。
我衷心希望香港能繼續做一個對香港人、國家和全世界都有價值，和平且富有獨特色彩的自由港——包括貨物和人！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談伸鏹 宗環伸談]
【專訊】早知今年不易過，因為實在有太多重要的紀念日子——五四運動100周年，中共建國70周年，中美建交40周年，和更敏感的六四事件30周年。多年來，在北京經常聽到一句話，不寄望香港對內地有什麼貢獻，只要不「添煩添亂」就好了。這句說話當然有點貶低了香港多年來對建設祖國的貢獻，但亦真的反映近年對香港所帶來的「麻煩」的厭倦！但這次《逃犯條例》修訂風波，真的無聊地再為中央「添煩添亂」，亦為本已是投資季節中最困難的五六月，再增加不確定性。
上百萬人上街，想清楚，應該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數一數二最大型的遊行。香港沒有公投，如此多人以腳投票，民意已經是清楚到不得了。保守估計，反對修訂的支持率應肯定高達70%以上。
政府絕不可掉以輕心，隨便以任性或受人唆擺等過度簡單解釋，作自我解脫的理由。一如特首所言，香港確是個現代文明的社會，所以特首的角色和責任，絕非封建時代的父母官，家長式統治已過時，打者更非愛也。現代文明社會的公務員，包括高官，都只是人民公僕，應以服務人民為己任，凡事都必須以民意支持為依歸。不管政府自以為任何政策有多「正確」，如不得民心，硬推都是不行的。
所以開句玩笑，特首不是我們的「老母」，極其量只是幫我們打理「公務」的「姐姐」。只希望事件能夠在短期內得到和平解決，不要為本已太過擠迫的日曆再添一個哀傷的紀念日！
現代文明社會 家長式統治過時
相信特首林鄭月娥對修訂《逃犯條例》的初衷是「善意」的。令人髮指的陳同佳殺人案確是修訂的動機之一，但當然並非唯一，甚至未必是最主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動機應是過去幾年，發生了幾件令人非常不安、好聽叫「越境執法」、不好聽叫「越境綁架」的案件。最深刻印象的包括肖建華案，和更令人擔憂的銅鑼灣書店事件。且據說，多年來，類似肖的個案多不勝數，只是沒有上新聞而已。
其實這類行為的最適當形容詞應為「Bounty Hunting」（賞金狩獵）， 在美國西部牛仔片經常見到，即一些專業私人捕快，為賞金而去追捕一些棄保潛逃的人，尤其越過州界的逃犯，因為當年仍未成立有全國執法權的FBI。電影中經常出現的一句話是「Dead or Alive」，不論生死，都照可領取賞金。
Bounty Hunting是一個真正行業，並非虛構，且仍在美國、菲律賓和Rhodesia等國合法運作。偶然美國的Bounty Hunters亦會在境外「執法」，但當然在當地則屬違法，被列為綁架，如搞出人命，更是謀殺。
香港既然屬於中國一部分，但竟然沒有引渡法，當然形成一定矛盾，所以偶然需要用上Bounty Hunting，實屬意料之內。但中國愈來愈強大，自覺法治也愈來愈成熟，當然不希望被人看作不講法，仍需經常用上Bounty Hunting這一招。況且跟美國不一樣，Bounty Hunting在國內也是違法行為。所以林鄭借陳同佳案為由，企圖修訂《逃犯條例》，以此避免再出現肖建華之類極粗劣、且港府更必須袖手旁觀詐看不見的「越境執法」案件，是可以理解的。 特首的出發點是，修改了《逃犯條例》，有了香港法庭和她自己把關，總比一班蒙面黑衣人，突然半夜出現在「望北樓」好。
香港人亦理解這一點。我們當然不歡迎香港成為內地貪官、白手套、賄賂高官的巨富，和殺人犯的「逃犯天堂」。但同時香港人也擔心「無意中」在國內犯了不太嚴重的法例，都有機會被引渡回內地受審。這可能只屬尾巴風險，根本不用過慮，但事實是政府仍未能令港人安心。
企圖讓人釋憂的一些修改更得到反效果，例如轄免涉嫌跟未成年少女發生關係罪，但仍堅持保留某些經濟罪行。我是個實際的人，在現實環境，如某人是個走私客，當然明白這人犯了罪，但在個人層面上，他未必是個壞人。最有名的例子是賴昌星，當年叱吒風雲，是全國最大的走私商，他的案件牽連甚廣，拖累大批地方甚至更高官員。經十年努力，才能從加拿大成功引渡回國。但他在福建家鄉的口碑極佳，為人仗義，樂善好施，大力支持各樣慈善和體育事業，形象簡直接近俠盜羅賓漢！
修例圖釋慮 卻有反效果
但對我來說，任何與未成年少女（或男）發生關係的人，無論是自願或強迫（更嚴重），付錢買或所謂有感情，這都是一個很壞的人。唯一例外可能是另一方亦是個兩小無猜的少年。所以如連這卑鄙罪行都獲轄免，更令人感覺修訂的真正原因並非為了公義，而是香港人最擔心的政治原因。我們驚訝但不同情肖建華（雖亦有複雜內情），但我們驚訝和同情李波，更因此案而產生恐懼。
有人希望香港做一個只往錢看的所謂經濟城市。過去大部分的香港人亦真的不太關心政事，只埋頭努力工作，為改善生活而奮鬥。但隨著社會的發展，教育水平的提升，年青人對社會的訴求也必然愈來愈多。
不錯，香港的誕生並不光彩，是一班英國鴉片毒梟，無良地故意挑起戰爭，搶掠而來的。因此素來都帶上一點灰色、混亂、危險，龍蛇混雜，活在邊緣的感覺。這獨特的歷史，亦同時賦予香港特有的色彩和生命力。
我們沒有藍血的貴族，不少最富有的家族，不用回數多少代，第一桶金的來源不乏鴉片、賭博等偏門行業，已不把官商勾結，囤積居奇等基本動作計算在內。但這亦可說為香港歷史加一點浪漫。
香港是個典型的entrepot（轉口貿易自由港），生存價值在於它的自由貿易環境，和一點「anything goes」的精神。每逢打仗，為內地提供最需要和缺乏的物資，最有名的當然是愛國商人霍英東先生在韓戰時的英勇表現。近年水貨客（雙向）更成為急速增長行業，由iPhone到奶粉，化妝品到現金，反正兩地需要什麼，有套利空間的，都有人做。
科技戰升級之時 保港獨特地位更重要
而這個自由港地位，是需要國際社會所承認的。這亦正是美國1992年《美國－香港政策法》（US-HK Policy Act）重要的原因，給予香港有別於內地的關稅和出口限制地位。香港是少有跟美國有頗巨大貿易逆差的地區，每年超過300億美元。我們真的食那麼多USDA Prime牛扒？喝那麼多加州紅酒？早兩年Tesla確很暢銷，但近年都因加稅而大減了。細看之下，原來從美國進口最多的是電器（electrical machinery），範圍甚廣，應包括手機、家電，以至晶片。這逆差的真正來源，大家是懂的。
中美鬥爭正在升級，且已超越貿易，牽涉到更關鍵的科技戰，特別是半導體。其實在此際，保持香港的對外窗口，獨立的關稅和出口限制地位，尤其重要。如不幸短期內解決不了貿易戰，華為制裁更全面執行甚至擴大，但如《美國香港政策法（US-HK Policy Act）》僥倖得以維持，香港應可再次發揮其獨特作用。亂世出英雄，隨時再出現一位新的愛國「晶片霍英東」都不出奇！
但無奈香港的特殊地位，卻因《逃犯條例》修訂而可能受到影響。美國國務院和多名國會領袖，包括議長佩洛西（Pelosi），都已發聲，警告如通過修訂，美國將考慮重新評估香港的「autonomy（自主程度）」，從而決定關稅和出口地位。
中國當然會發奮圖強，自力更生，加速發展自家的半導體技術，但這過程是需要以5年甚至10年以上時間的，亦仍需要外國生產設備、零件和技術的，包括美國的IP和技術。例如沒有Nvidia的GPU、海康、科大訊飛、商湯和曠視的AI發展速度，肯定受損。
不肯定美國是否正在用激將法，但如港府太過衝動而中計，因而更堅決強推修訂，除損害與市民關係外，更形同為中國關上最重要的一扇窗。
強行修例 關上中國對外最重要窗口
歷史上，香港除了是貨物的自由港，其實也是人的自由港。大部分香港家庭的故事，都是為了逃避內地動亂而來到這小島。香港亦的確做過不少重要人物的「逃犯天堂」。
最重要例子當然是唯一受到兩岸四地尊崇的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小時候跟隨兄長去了檀香山念書（是奧巴馬校友），到了16歲回鄉，然後再來到香港上學（拔萃和皇仁），後來再回廣州讀醫科。一年後，因嚮往自由而再來港，入讀剛成立的西醫學院（港大前身），並開始參與革命活動。
畢業後曾到澳門和廣州行醫，曾上書李鴻章建議改革，但不獲接納，反成為了通緝犯，但香港政府並沒有把他交出給清廷。1895年，港府開始把孫中山先生放逐到海外，長達十多年（這就是電影《十月圍城》的歷史背景），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為止。1896年，孫中山在倫敦被清廷綁架，困在大使館，危在旦夕，幸而得他老師James Cantlie仗義請救，才得以脫險，亦因此一夜成名。
不少重要人物曾逃亡香港
另一個曾躲在香港的著名人物是越南革命家胡志明。他在1930年代初被越南法國殖民地政府通緝，胡志明逃至中國和香港繼續革命工作。港英政府將他逮捕，曾在大館連接的維多利亞監獄坐牢兩年，且經常以廣東白話作詩，打發時間和抒發情懷。引渡官司打了兩年，港英政府決定不把他交還越法政府，反而以上賓規格，經海路送到內地。
第三個更近的例子當然就是2013年5月的斯諾登事件。他匿藏在港個多月，不止得到個別人士幫助，更獲港府默許。到了6月21日，美國政府正式落案控告他間諜和盜取政府公物罪，並發出通緝令。但即使美港有引渡協議，但最後港府仍「creatively incompetent」（創意無能）地被斯諾登逃脫，成功登機飛往莫斯科（只恨加拿大在孟晚舟一案中，缺乏同樣的「creatively incompetent」）。
我衷心希望香港能繼續做一個對香港人、國家和全世界都有價值，和平且富有獨特色彩的自由港——包括貨物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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