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在白宮舉行的美烏峰會上，七大歐洲領袖同赴華盛頓，為澤連斯基撐腰，聲勢不可謂不盛，但是在特朗普面前他們卻失去了過往的尊重。疫情衝擊與能源危機交織的十年，為歐洲經濟留下深重烙印。高懸的公共債務、頑固的通脹壓力、攀升的融資成本與低迷的增長預期，共同勾勒出一幅嚴峻的結構性困境圖景。這
並非周期性波動，而是多重深層矛盾相互疊加、自我強化的系統性危機。
歐洲經濟的根本症結在於生產率長期停滯與創新生態活力嚴重不足。2005年以來，歐洲科技生產率幾近原地踏步，而美國增長了近40%。這直接反映在全球產業格局上：全球前十大科技公司中無一來自歐洲，在搜索引擎、智能手機、操作系統、雲計算、半導體等關鍵領域全面缺席。歐洲風險投資規模不到美國的四分之一，新創企業存活五年以上的比例僅為美國的一半。
監管過度、市場碎片化與規避風險的治理文化構成了創新的制度性障礙。歐盟被批評為沉溺於生產「公文、稅收和監管」，對改革和創新卻裹足不前。在那裏創新被視為風險，成功被當作威脅，形成了一種阻礙技術突破與遏制商業擴張的環境。歐洲在服務與資本領域的整合嚴重不足，各國既得利益阻礙了真正一體化的深化。前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領銜提交的一份報告呼籲歐盟加大投資、提升競爭力。然而，實現這一目標卻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國家與局部利益的藩籬難以突破。
面對增長乏力的現實與債務壓力，傳統財政與貨幣政策空間幾近耗盡。理論上，優化債務管理曾是可行路徑--如發行長期債券鎖定低利率以減緩債務累積。然而，量化寬鬆政策實質上縮短了政府負債的實際期限，使其對短期利率變動更為敏感。歷史經驗顯示，二戰後歐洲政府主要通過高速增長或「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來削減債務。高速增長已成奢望，金融抑制成為不得已的選擇。
金融抑制的核心在於通過監管或資本控制將名義利率壓制在通脹率之下，本質是對儲戶的隱形征稅。具體手段可能包括取消央行准備金利息、強制養老基金購買本國資產，或利用稅收優惠引導儲蓄投向國內市場。然而，與戰後時期不同，如今擁有私人養老金和金融資產的選民群體龐大，強制其補貼政府財政的隱形征稅極易引發政治反彈。這一路徑雖可能暫時緩解政府融資壓力，卻扭曲資源配置、侵蝕儲蓄價值，長期損害資本形成與市場效率。
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同樣面臨侵蝕。當財政紀律鬆弛、赤字持續高企時，政府有強烈動機施壓央行壓低利率以減輕償債負擔。歐洲央行也很樂意配合，但是必不可少的結構性改革卻屢屢爽約。靠「民粹化貨幣政策」來維持現狀，雖可短期舒緩財政壓力，卻是飲鴆止渴之舉，更制造出資源配置上的扭曲。
歐洲經濟已深陷結構性困局：高債務擠壓財政空間，抑制增長投入；增長乏力削弱稅基，加劇債務負擔；貨幣政策雖暫時穩住財政卻在醞釀更大的危機，民粹政策許諾另一方面卻進一步惡化財政；創新不足與技術落後拖累生產率，削弱競爭力；而分散的政治結構與監管壁壘阻礙了統一市場的深化與資源有效配置。人口老化和福利制度僵化更加深了改革的難度。
打破這一閉環，需要非同尋常的政治領導力與戰略決心。一方面，必須頂住短期壓力，避免為迎合民粹或舒緩財政而訴諸金融抑制或犧牲央行獨立性，這些手段終將損害經濟根基。另一方面，亟需在培育創新生態、整合單一市場、優化監管框架方面進行根本性改革--如擴大風險投資規模、破除服務與資本流動壁壘、平衡創新激勵與必要監管。然而，這些改革觸動的既得利益與短期政治代價巨大，在民粹主義虎視眈眈的背景下，主流政黨推進改革的意願與能力均顯不足，何況主流政黨本身就面臨被邊緣化的境地。
歐洲經濟的結構性困境，是一場財政、增長、創新與政治相互交織的復合型危機。短期內，美國重啟減息周期，為歐洲的貨幣擴張制造出更大的空間。長遠看，整個歐洲大陸的繁榮基石與地緣經濟地位正遭遇嚴峻挑戰。歐洲需要結構性改革，推動勞工市場、福利體制、資本市場等一系列深層改革，並堅守財政與貨幣政策的理性底線，但是這些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正在漸行漸遠。《陶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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