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Mauldin:後浪不繼增長低迷
(2014-01-17 10:27:07) 轉載▼ 在人口趨勢對經濟、投資有何影響的範疇，吾友登特(HarryDent)素有研究，其新書《人口懸崖：2014─2019年大通縮趨避要略》(The Demographic Cliff：Howto Survive and Prosper During the Great Deflation of2014-2019)去年年底出版，理據翔實、論點中肯，極具參考價值。
本欄今期從該書中首章節錄精華片段，以饗讀者。
登特對人口變化的分析中有一大關鍵概念——「消費開支波浪」(SpendingWave)，其中包含一個不容忽略的信息，亦即出生年代固然重要，但更應關注的是生長於不同時代的各個世代，對帶動所屬時代消費開支所產生的作用。
根據登特對人口趨勢研究所搜集的全面資料，有助對宏觀經濟趨勢作出可靠預測。
例如他針對數十年來美國的人口趨勢，在書中作出下列預測：
「美國曆次人口變化導致1983年至2007年的平均消費開支高峰期，自2008年開始轉趨放緩，此一趨勢將維持至2020年才會開始收斂，直至2023年告終後才會掉頭回升。
雖然單憑此等數字無法預計股災及市況波動何時出現，但宏觀的經濟圖像卻於其中清晰可辨。
」
登特最近應邀接受筆者訪談，展望2014年經濟前景，就人口、債務、通縮等相關課題發抒獨到見解，同時探討今年較具潛力的投資範疇。
有興趣的讀者歡迎登入http://www.mauldineconomics.com收看有關內容。
以下文章節錄自《人口懸崖：2014─2019年大通縮趨避要略》，作者為登特研究公司(Dent Research)創辦人。
日本經濟自從1989年底開始一蹶不振，美國經濟則從2008年起表現乏善足陳；兩國經濟放緩，其實都可從一項簡單指標中得知端倪。
這項指標就是「消費開支波浪」(SpendingWave)。
所謂消費開支波浪，非關各種消費開支在各自的生命周期中所呈現的模式，而是從人口統計角度反映有關消費的普遍現象，例如美國一般家庭往往在一家之主年屆46歲時達到開支高峰期，而這也是家中子女紛紛離巢而去的時候。
經濟世代趨勢
其中對了解整體經濟趨勢至關重要的一點認識是，新一代消費者往往在年屆20歲左右投身社會，而在成家立室、置業買車、申請貸款時更會增加開支。
美國曆次人口變化導致1983年至2007年的平均消費開支高峰期，自2008年開始轉趨放緩，此一趨勢將維持至2020年才會開始收斂，直至2023年告終後才會掉頭回升。
雖然單憑此等數字無法預計股災及市況波動何時出現，但宏觀的經濟圖像卻於其中清晰可辨。
1989年，日經平均指數曾攀上38957點的高位；該國樓市高峰亦隨即在1991年出現。
盡管日本政府自1997年起幾經采取規模空前的貨幣刺激措施，及至2012年底，日本股市總值期間跌幅仍高達八成。
至於日本樓市，2011年市值仍較高峰期下跌六成，商業樓宇的跌幅則更慘烈。
雖然自1999年起，日本新一代已漸屆置業年齡，但由於新世代人口已大為減少，該國樓市一直未見顯著複蘇。
事實上，27至41歲是人生置業的全盛期。
在1989年發表的拙作《預測本領：預測經濟及商業未來的嶄新工具》(OurPower to Predict：Revolutionary New Tools for Predicting Our Economyand the Future ofBusiness)中，我預測日本市況逆轉將持續12至14年，而美國及歐洲10年內經濟將盛況空前。
惟獨基於人口指標，才能預見如此劇烈的環球經濟變化。
在踏上經濟迷途20多年之後，日本政府終於在2013年初宣布規模前所未見的刺激方案，以期重振雄風；該國股市升勢隨即持續至2013年中。
不過，由於刺激方案建基於非常貨幣政策，但求削減沉重債務及挽回人口趨勢，其功效能否持久難免成疑。
但既然日本人口增長放緩趨勢止於2003年，為何該國經濟近10年來一直未起色？
問題是全球經濟學家對兩大現象實在毫無掌握：史上人數空前之多的「戰後新生代」消費見頂，以及其後代人口減少。
不論日本、歐洲大部分國家、北美洲各國，甚至中國，要對症下藥，有關當局必須敢於正視棘手問題，例如面對人力萎縮，而人口增長又日見減少，究竟有何實質對策。
消費年齡指標
以美國為例，該國政府亦要到1980年才開始每年進行全面調查，深入統計消費者生命周期中各項大小開支、借貸、投資模式。
具備大量有關資料，就有可能對最基本的經濟趨勢作出預測。
例如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消費開支調查」(Consumer ExpenditureSurvey)，其中按年齡分類的統計組別就有超過600個；從中可知父母年屆41歲的美國家庭貸款額最高，因為此時往往是父母置業的高峰期。
一般美國家庭的消費開支在父母年屆46歲時見頂；富有家庭的消費開支高峰期則為父母年屆51歲(最富有的10%家庭)與53至54歲(最富有的1%家庭)之間。
54歲則為人生的儲蓄高峰期，而64歲則為資產淨值高峰期。
隨著人類壽命延長，上述各種高峰期亦自然相應延後。
【圖1】所見，僅為從廣泛調查所得的重點消費開支範疇資料，是否足以反映你在人生不同階段的開支模式？假如不是，原因大概在於你經濟條件較為優裕，以至各階段的消費高峰期得以延後。
至於人生階段中的整體消費縮減時期，其中部分消費範疇仍有延後達至高峰期的現象。
例如51歲是子女大學學費開支的高峰期；汽車則為消費高峰期最後出現的耐用消費品(一般約於53歲左右出現)，因為一般父母在子女相繼離巢之後，由於毋須依賴以往但求實用的輕型貨車，因而往往有換車的沖動，例如購置一部新型跑車。
因此，汽車相關消費範疇在2013年表現突出，更可望於今年達至高峰。
不過，這類新車車主往往發現毋須接載子女之後用車機會其實不多，汽車消費開支因而隨之驟減。
儲蓄一般在46歲至54歲之間增幅最高，隨後增長速率放緩；而資產淨值則在一般人年屆63歲退休一年之後，亦即64歲時達至高峰。
住院及診症方面的開支以58歲至60歲之間為高峰期；旅遊度假及購置退休居所則以65歲為高峰期。
一般美國人往往在子女搬走以後(即46歲至60歲之間)，在旅遊方面開支較多；70歲可說是美國人選擇搭乘郵輪旅遊的開支高峰期。
至於處方藥物及護養院兩方面的開支，則分別於77歲及84歲達至高峰期。
歸根究柢，中產階級經濟的關鍵實在於按年歲分類的消費開支。
一般經濟學家假設消費者的消費模式終生維持不變，全靠商業投資及政府收入帶動經濟增長。
事實上，消費者占美國GDP的比例高達七成，商業投資僅在消費開支持續增長時期才能有所擴充，而政府收入則有賴來自商界和消費方面的稅收。
由此可見，消費開支實為間接帶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泉源。
一個19歲的消費者，與一個46歲或75歲的消費者，彼此之間的消費模式可謂有天壤之別。
正當世代周期更替，以致年齡組別分布出現巨變之際，消費模式自然不會一成不變；人多勢眾的「戰後新生代」就更尤其如此。
須知個別範疇的消費模式亦會隨時轉變，例如電單車一項消費開支，往往隨著男性消費者面臨中年危機(45歲與49歲之間)而達至高峰。
消閑汽車亦然，相關消費開支的高峰期則往往出現於53歲至60歲之間。
移民供求效應
宏觀而言，消費開支周期對經濟的影響之所以如此重大，原因在於出生及外來移民趨勢均與世代浪潮息息相關。
對美國經濟而言，就業者代表「供應」一方，消費者則代表「需求」一方。
因此，世代周期帶動下，在不同世代各自邁向消費高峰期的同時，也會同時產生促進供應與需求的效應；對於先後出現於1942年至1968年及1983年至2007年的經濟蓬勃期，這也正是背後的成因所在。
一個世紀以前，外來移民是帶動美國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動力泉源。
新移民正是我所稱為的「福特世代」(Henry Fordgeneration)，對推動美國經濟盛世一直持續至上世紀20年代居功至偉。
至於較近時期，正如我們早已預測，美國外來移民將於2008年起顯著減少，當時亦適逢戰後新生代消費開支銳減，以致美國於2008年至2023年間陷入下一個經濟大蕭條。
事實上，美國外來移民數字已逐漸下降，來自墨西哥的移民減幅尤其顯著。
加上美國出生率自2007年後持續下跌，相對於經濟學家根據以往人口趨勢所作預測，美國人口增長的實際速率勢將大為遜色。
在上世紀70年代至2000年代出現的美國近期外來移民潮，終在1991年達至高峰【圖2】，期間新增的外來移民，僅有助於壯大戰後新生代(生於1934年至1961年間)，而非「回聲潮生代」(EchoBoom)(生於1976年至2007年間)。
外來移民以年約23歲者居多，整體平均年齡為30歲。
新移民往往隨即投入美國勞工市場，參與生產及消費。
因此，有別於出生人數，外來移民人數對經濟確能實時產生作用。
回顧1800年代末期，美國外來移民趨勢其實毫不穩定，繼1907年出現高峰期後，隨即於1914年驟跌。
第二次高峰期則出現於1991年，於2008年以後大跌。
須知美國外來移民潮經曆過史上空前高峰之後，又於上世紀30年代幾乎銷聲匿跡。
值得注意的是，戰後新生代的人數尤高於其上一代。
2007年，回聲潮生代正處於出生高峰期，其出生率亦曾接近戰後新生代，但此一世代浪潮勢頭較弱，而在2008年以至2020年代初期，在經濟不景的陰霾下，預料出生率降多升少，情況一如上世紀30年代及70年代。
此外，出生率須經外來移民人數調整，才可得出不同世代的總人數。
若把合法及非法外來移民計算在內，戰後新生代將為數更多。
我們從有關研究中發現，一旦經外來移民人數調整，回聲潮生代的人數增長根本及不上戰後新生代，因而成為史上第一個人數不及前一代的世代。
這一趨勢在發達國家之中已甚為普遍，只有澳洲及北歐國家例外而已。
不少歐洲及東亞國家更無回聲潮生代可言。
後勁不繼症結
不過，世代人口趨勢之間的細微差異，並非人人足可掌握，印刷傳媒以至電子媒體亦然。
例如2013年5月在美國財經雜志《巴隆氏》(Barron"s)發表的一篇文章，就指回聲潮生代的人數超於戰後新生代。
此等對有關人口問題粗枝大葉的評論，一向令我大為反感，但上述文章中的這個見解卻可謂對錯參半。
比較簡單而一般經濟學家又通常能夠掌握的概念，是大部分發達國家人口正漸趨老化，而退休福利的重擔勢將落在新一代身上。
新一代既然人數較少，而消費及賺錢能力又遜於前代，這對整體經濟將有何影響？日本經濟可謂前車之鑒：隨著該國先後於1989年及1996年陷入「人口懸崖」(DemographicCliff)困境，近20年來，該國經濟一直處於零通脹兼零GDP增長的狀況。
細看有關資料，可見回聲潮生代的人數確實多於戰後新生代。
美國回聲潮生代的出生率在初期屬偏高，而其曆時32年的增長期(1976年至2007年)，亦較戰後新生代28年的增長期(1934年至1961年)為長【圖3】。
經外來移民人數調整，美國戰後新生代為數達1.085億；回聲潮生代為數更達1.384億。
不過，在我的人口趨勢研究中，更重要的一點在於：戰後新生代經外來移民人數調整後的出生率，其實遠較回聲潮生代為高，而整體浪潮亦較大。
解讀人口趨勢及預測的核心在於「浪潮」，亦即出生率及增長的升浪，以及對每一世代增長幅度加以區分。
戰後新生代有如一股湧向海灘的十呎高浪潮，而回聲潮生代則好比一股五呎高的浪潮，滑浪者自然懂得區別。
雖然回聲潮生代浪潮的範圍較闊，但戰後新生代浪潮在勢頭及人數高峰兩方面都更高更強。
至於將在2023年左右出現的經濟蓬勃期，經濟賴以增長(即消費開支、貸款、置業、投資等經濟活動)的家庭數目將無以為繼。
雖然約在今後10年之內，不少發達國家仍可望經曆由人口趨勢帶動的經濟增長，但相對於戰後新生代，不論在消費開支及借貸幅度方面，只會瞠乎其後。
今後的經濟增長，動力泉源將主要來自科技發明，其中尤以延長人類壽命及工作年期的科技為主，對人力縮減趨勢應能產生抵銷作用。
至於有助促進經濟增長的科技範疇，則包括生物科技、機械人學、納米科技，以及潔淨能源。
不過，但凡新科技發展，往往需時數十年才能達致預期的經濟效益。
舉例來說，汽車雖然早在1886年就已發明，但要到1914至1928年才終於進入美國的主流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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