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Mauldin:上流均爭教育先行
(2014-03-19 09:56:25) 轉載▼ 本欄過去數周圍繞收入不均的系列探討，回響之熱烈前所未見。
讀者踴躍留言來郵各抒己見，大表認同者有之，批評筆者鬼話連篇，或以全新角度解構問題者亦有之，論點不一而足。
筆者今期繼續剖析收入不均問題之餘，亦集思廣益，借助讀者不少發人深省的見解，更深入地探討問題。
未來數年，收入不均勢將成為政治運動的核心主題，此所以筆者希望列出事實，讓讀者對相關研究結果的是是非非有所掌握。
坊間不少感情用事的論述偽裝成經濟學研究，以圖魚目混珠，無非為不同政治立場提供支持理據。
筆者建議大家審視數據時要盡量客觀，不要選擇性地只理會支持自己立場的研究結果。
促使筆者探討收入不均問題，實源於由聖路易斯聯儲銀行家庭財務穩定中心訪問學人西納蒙(BarryCynamon)與華盛頓大學經濟學教授法紮里(Steven M.Fazzari)合撰，題為《不均等、大衰退與疲弱複蘇》(Inequality, the Great Recession, andSlowRecovery)的論文，其中種種不是之處上周已作討論。
雖然有退休經濟學教授來函，指出該文一無是處，根本不值得花時間深究。
但礙於文中提到的一個論點經常出現於討論不均問題的文章及社論，筆者在此不得不再補一筆。
以下為西納蒙及法紮里的引文：
我們認為，不均問題拖慢需求之餘，現正妨礙美國經濟發展，以至總需求遠低於美國以往經濟複蘇時的趨勢水平。
我們審視了幾個或有助需求產生過程回複正軌的方案，但得出的結論是，除非推出政策或作出建制層面的改變，以阻止(甚至扭轉)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趨勢，否則經濟難以強勁複蘇。
假如政策及建制層面不作出改變，美國經濟能否產生足夠的需求增長，維持穩定的全民就業局面，實在令人懷疑……
根據簡單的框架分析，足以證明任何階層家庭的收入增長即使停滯不前，亦不一定會實時拖累需求。
但假如有關家庭面對收入增長倒退，仍不相應減低開支增長，則儲蓄率就會下降，以致相關階層的總體資產負債表勢將顯得愈來愈脆弱。
資產淨值不能無止境地下跌，債務相對於收入亦不能無了期地上升。
盡管家庭面對收入增長倒退，最初或會選擇減低儲蓄增長，而不調整消費增長，但這種權宜之選假以時日定將無以為繼。
面對債務日增，收入增長倒退的家庭迫不得已要撙節消費，以符合跨期(intertemporal，亦即相對價值的選擇)預算限制。
西納蒙及法紮里上述論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由於大量美國人2008年以前舉債太多，並以之增加消費，除非有方法提高基層95%人口的收入，否則美國經濟無望複蘇。
在兩位作者眼中，美國人昔日債台高築(不管他們當初借貸是受無良銀行慫恿，還是得到監管機構祝福)，如今要清還欠款，並非問題所在。
實則借貸無門自然會削弱民眾的消費力，特別是當初不少消費本來靠借債應付，而如今都得一一清償。
經濟學泰鬥亞當史密斯(AdamSmith)指出，房屋只是棲身之所，並非財富。
在美國，房屋卻被視為財富的一種，特別是增加杠杆及債務的基礎。
以杠杆支撐消費日益普遍，正正就是明斯基(HymanMinsky)、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urger)及費希爾(IrvingFisher)三位經濟學家所預言的情景，亦即太平盛世埋下資本錯配的伏線，最終導致經濟全面陷於不穩。
但西納蒙、法紮里，以及其他許多研究員，如今卻主張以政府辦法(特別是進行強制收入再分配)，解決一個基本上由政府一手造成的問題。
中產停滯屬假象
在2006年，年收入38.2萬美元的美國納稅人，就能躋身全國最高收入1%的階層。
參考2011年最新報稅數據，則需要經調整後38.9億美元的總收入，才能跨進最高1%的門坎。
達此收入水平的美國人有137萬，他們占應課稅收入總額的比例近19%。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最富裕1%人口不外乎華爾街銀行家、對沖基金及其他資產工具經理、薪酬500倍於最低薪下屬的《財富》雜志500大企業高層，諸如此類。
卻其實這類人為數不多，再加上當紅運動員、影星及歌手，總數也不過1萬左右。
最高收入階層絕大多數是小企業經營者、農戶、醫生及其他專業人士，並非人們心目中單憑僥幸、收入與勞力不相稱的可惡之輩。
另一方面，盡管在過去數十年，最高收入1%人口占總收入的份額節節上升，但緊隨其後9%人口的收入份額，多年來卻只是微步寸進，升幅遠小於1%階層。
【圖1】勾勒過去99年，美國最高收入10%人口占總體收入份額的走勢，其中近五成來自1%階層。
在2012年，年收入11.4萬美元的美國家庭，才能晉身全國頂尖10%的行列。
事實上，自1975年至今，申報收入超過10萬美元者的比例增加了1倍。
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布德羅(DonBoudreaux)及該校博士生帕拉加什維莉(LiyaPalagashvili)在《華爾街日報》社論對頁發表文章，對此論之甚詳：
美國人口調查局2012年搜集美國家庭年收入數據，並按照2009年美元幣值把不同家庭劃分為不同收入組別(如年收入介乎2.5萬至3.5萬美元歸為一組別)。
有關數據揭示，在1975年至2009年間，中低收入組別家庭的百分比下跌。
只有年收入介乎7.5萬至10萬美元，以及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兩個家庭組別，期內所占百分比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家庭份額由1975年的8.4%，大增至2009年的20.1%。
同期年收入少於5萬美元的家庭份額，則由58.4%下跌至50.1%。
布德羅及帕拉加什維莉並發現，假如把各項福利計進工資，並調整工資與生產力的通脹因素，則工人薪酬與生產力脫鉤的現象自會消失，相同情況除了見諸美國，亦見諸英國。
兩位作者因而得出以下結論：「中產階層停滯不前，以及工資與產力『脫鉤』之說只是錯覺。
美國經濟裹足不前，實則受累於不同因素……但所有合理指針都顯示，今天大部分美國人收入比以前提高，而且更富裕。
」
小區共融增流動
哈佛大學一支經濟學團隊早前檢視美國不同都會地區的社會階層上行流動性(upwardmobility，亦即由較低收入階層晉身較高收入階層的能力)，並進一步與其他發達國家互相比較。
這是筆者所見覆蓋範圍最廣的研究之一，有關研究及數據已編成網頁(http://www.equality-of-opportunity.org/)，內容豐富翔實。
以下選段概括了有關研究的結果：
在最近兩項研究中，我們發現：一、美國各地的收入上行流動性差別很大，流動性較高的地區一般具備5大特點：不同社群隔離程度較低、收入不均較輕微、學校質素較佳、社會資本較多及家庭較穩定；二、有別於主流觀感，經濟流動性不會隨著時間過去而出現重大變化。
不過，與大部分發達國家相比，美國的經濟流動性卻長期偏低。
【圖2】取自哈佛相關研究，顯示美國不同地區的上行流動性。
驟眼看來分布頗為雜亂，實則顏色愈淺的地區，人口上行流動性就愈高，反之亦然。
下文是《紐約時報》有關該哈佛研究的報道，可堪玩味之處不少：
論文作者之一、哈佛經濟學家亨德倫(NathanielHendren)指出：「在美國不同地區，下一代脫貧的機會率差天共地。
由此可見，成長地關系重大。
」
脫貧機會率的差別，並不單純因為某些地區的平均收入較其他地區高。
亨德倫進一步指出，即使平均收入相若的地區，如阿特蘭大與西雅圖，上行流動性亦往往大有差別。
其中差別有時相當鮮明，例如在西雅圖，窮家子(即生於收入位列全國第25百分位數〔percentile〕的家庭)長大後飛黃騰達的機會率，與阿特蘭大中產家庭小孩(即家庭收入處於全國50%水平)無異。
相比起中產及貧窮家庭的兒童，富裕家庭兒童的前途受地理因素影響則小得多；不同都會地區的富家小孩，長大後繼續富裕的機會率大致相同，不由得叫人想起「幸福家庭個個一樣」這句托爾斯泰名言。
鑒於富裕階層所占總體收入的百分比持續增加，美國過去45年的收入流動性其實變動不大。
盡管最低收入與最高收入組別的差距日益拉闊(即收入不均問題更趨嚴重)，但由低下層晉身最高層的機會率大致一樣【圖3】。
《紐時》文章並指出：
研究員得出的結論是，讓窮人享有較多稅務寬免，並向富人征收更重稅，看來只能稍微提高收入流動性。
他們並發現，流動性與所在地有多少家大學、學費高低，兩者只有些微甚至毫無關聯；流動性與所在地超級富豪身家多寡的關系亦然。
研究員倒發現，4個廣泛因素似乎對收入流動性產生影響，其中包括當地中產階層的規模及分布。
其他因素不變之下，假如都會地區的貧窮家庭較分散，與其他收入階層同處一個小區，則當地上行流動性亦往往較高。
雙親家庭較多、中小學質素較佳、公民參與程度較高(包括投身宗教及小區組織)的地區，收入流動性亦較高。
非裔人口較高的地區上行流動比率雖然較低，但研究員的分析卻顯示，主要原因並不在於種族。
就以阿特蘭大為例，無論黑人還是白人，上行流動性都偏低。
論文作者強調，利用相關數據只能確定不同因素之間有所關聯，卻非因果關系。
其他經濟學家亦指出，必須在相關新數據的基礎上進一步進行研究，以梳理其中的形態模式。
話雖如此，過往的研究已經證明，教育與家庭結構對兒童脫貧的機會大有影響。
讀過哈佛的相關研究，更令筆者深信，有關收入不均的成因，實在難以作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坊間不少壓力團體為了支持自身政策理念(不論是保守還是自由派)，把簡單的關聯分析當作學術及政治政策文件發表，其實都以偏概全，把問題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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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不妨再參考渥太華大學經濟學教授科拉克(MilesCorak)的研究，看看社會經濟流動性與收入不均之間的關系。
留意【圖4】中瑞典(以及其他北歐國家)收入不均問題輕微之餘，社會流動性更是各國中數一數二之高，美國則剛好相反。
美國無黨派智庫國家政策研究中心(NCPA)行政總裁古德曼(JohnGoodman)，上周在Townhall.com上載了題為「左派的沉默」(Silence of theLeft)短文，正好與本文主旨互相呼應：
左派這陣子最熱烈討論的話題是貧富不均，但左派真的關心不均問題嗎？他們真的想助基層脫貧嗎？抑或只是為了加大政府權力再多找一個理由？假如真的關心基層民眾，不想浪費自己及其他人的時間，就應全副精神針對一個現象──教育機會不均現象。
貧窮子弟幾乎無一例外地入讀三流學校，富家子弟則十之八九入讀優秀學府。
原來校網好的地區，房價一般高二成左右。
有經濟能力的人可以選擇在公立學校質素高的地區置業，等於有選擇教育的權利。
至於家境中下的兒童，則只能在表現較差的公學就讀。
古德曼以下引述有關家庭收入與教育的數據，來自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中心(BrookingsInstitution)的相關全國性研究：
‧全美國百大都會地區中，考試表現優異的公立學校附近，房價平均較鄰近考試成績不佳公校地區高出1.4倍，或相當於每年1.1萬美元。
‧高分學校與低分學校所在小區的住屋成本差異，反映兩地房價平均差距為20.5萬美元。
鄰近高分學校地區的房屋，一般較低分學校附近房屋多1.5個房間，租住物業的比例亦低30個百分點。
古德曼續指出：
中間偏左陣營的文章，幾乎對改革公立學校制度只字不提。
筆者收看電視清談節目時亦留意到，即使最溫和的改革建議，亦即在師資方面去蕪存菁，要得到自由派的支持認同，亦幾乎難若登天。
以下正是叫人不安的事實：
一、公立教育制度是美國社會其中最倒行逆施的一環。
二、要紓解教育機會不均以至總體收入不均問題，沒有比效法瑞典的做法更立竿見影，亦即給予每名兒童學券，讓他們選擇想入讀的學校。
三、然而，左派幾乎同聲同氣反對學券，以至其他挑戰教職員工會權力的主張。
作為收入均等及社會流動性的「社會主義」堡壘，瑞典竟也奉行學券制！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Krugman)反對學券制，理由是此舉或會削弱公眾對公立學校的支持。
他在文章中甚至明言：「說得大膽一點，就是任何可能破壞公營部門工會勢力的私有化計劃，一般而言都應反對。
」
美國公立教育制度已完全被學者、官僚及教職員工會力量所俘虜。
如今負責為我們培育下一代的教育制度，專為第一、二次工業革命而設計，以往的確廣收宏效，但面對來勢洶洶的變革年代卻大有不足。
新任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de Blasio)磨刀霍霍，准備關閉市內的特許學校(charterschools)。
特許學校獲公費資助但運作獨立，當中不少學業成績名列前茅，但教職員工會卻視之為眼中釘。
與不少左派之輩一樣，白思豪只想擴大工會力量，對下一代的福祉漠不關心。
若想紓解收入不均問題，不妨深思上述數據，細味教育、教育機會，以及收入之間非凡的關聯之處。
John Mauldin - 牛眼投資法始創人 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