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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6日 星期一

施永青 am730C觀點 2017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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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日」反思「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


「難民日」反思「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
6月20日是「世界難民日」,聯合國難民署舉辦了一個以難民為主題的電影節。我因一直有支持這個機構的工作,而獲邀出席了他們的首映禮,率先看到了「傲翔風雨後」這齣電影。

故事是講一班從伊拉克、伊朗、阿富

汗、塞爾維亞等國家逃難至澳洲的青年,在學校的安排下,去排演一齣能夠展現自己遭遇的話劇。影片藉排練的過程中,讓故事的片段可以不斷重複,令觀眾對難民的悲慘命運感受得更加深刻。香港人很難想像,原來這個世界竟有這麼多的人,仍要在兵荒馬亂下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

看完電影後,我久久未能入睡,腦海中不斷浮現一個「韋伯命題」——「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的對弈。

普通讀者不一定對馬克思.韋伯有太多認識,他是近代德國的一位出色的社會學家,著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在政治與學術圈子都很有影響力。韋伯除了對基督教很有認識外,對中國的儒家倫理,印度的佛教,以至古猶太教都很有研究。學術界對韋伯討論過的命題統稱「韋伯命題」,而我今天想說的,就是我們在面對政治問題時,該如何看待「信念」與「責任」的問題。

韋伯認為,政治不能不涉及倫理。韋伯一生所竭力的就是要為資本主義的政治,建立一個倫理道德的基礎,使資本主義成為一種在道義上能夠被人理解,甚至令人滿意的社會制度,韋伯認為,政治行為是以倫理為基礎的,但很多人只看到倫理的信念,而忽略了倫理的責任。我們在從事政治工作的時候,不應該只顧追隨信念的指引,而忽略了要對政治後果負責任。為後果承擔責任,乃政治倫理的重要原則。

我看到近年不斷惡化的難民問題,源起就在於西方國家過度強調「信念倫理」,而完全不顧「責任倫理」。西方國家以「人權無疆界」的倫理價值,介入很多其他國家的內政事務。他們以自己的信念,界定哪些是邪惡勢力。為了令邪惡勢力倒台,他們全力支持(包括出動武力)邪惡勢力的反對派(可能是另一股更邪惡的勢力)。

現實是沒有西方國家的介入,這些國家的內政矛盾不會激化到今天這樣的程度,當地自然產生的政治強人,原先還是有能力控制局面的。當地或許有少數人因威脅強人的地位而受到不公平待遇;但大多數人的生活仍過得相對安穩,還可以結婚生子,為家庭的將來去奔波努力。伊拉克、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家,當時就處於這樣的情況。很可惜,這些國家的情況,在西方國家介入後,都變得更惡劣,導致過百萬的難民不得不離鄉別井,四處顛沛流離,造成大量人間悲劇。

其實,韋伯對出現這種情況早有預感,所以他特別強調,我們在進行政治活動時,必須同時兼顧「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在某種程度上,他似乎把倫理的責任原則放在信念原則之上。他批評那些只按「信念倫理」辦事的人,即使遇到後果與動機相反的時候,也會以動機善良而原諒自己。他們會把責任歸咎於別人的愚昧與世事的難料。然後一而再地犯類似的錯誤,不斷令他人陷入險境。因此,從政的人不能只空談「信念倫理」,必須同時兼顧「責任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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