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條歷史題看疫情的「弊多於利」
問大家兩條歷史題。
第一條問題：在1929年大蕭條後，美國是否變得更「大政府，小市場」呢？
疫情下各國都實施監控措施。 (資料圖片)
熟悉美國歷史的朋友都會知道，這條題目本身沒有多少討論空間，由胡佛總統(Herbert Hoover
)成立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向銀行、鐵路和工業大量借貸，到後來小羅斯褔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的「羅斯福新政」(The New Deal)以三個R為核心(Relief、Recovery和Reform)，接近藥石亂投地大增聯邦政府支出超過一倍(扣除通脹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以各項政府政策提高農民收入、減少失業、增加工業產品價錢、提供貸款保險予樓市銀行等，當時美國政府可算是乘著左傾風潮大量增加支出幹預著市場。
第二條問題：在大蕭條期間「新政」措施長遠對美國到底是否利多於弊？
這條問題的討論空間就大得多。事實上，大量歷史學家和經濟學者研究當年的政府政策以及其對後來美國經濟的影響。一方面，主觀的看「新政」是否「利多於弊」很多時視乎觀點與角度：有歷史學家認為「新政」為當時大蕭條下的民眾帶來希望，另外創建工會、訂立最低工資以及建立社保制度等亦是左傾進步的表現，同時不少經濟學家卻認為當時政府管制為勞力市場及商業世界帶來不少經濟浪費。
另一方面，客觀的看「新政」是否有長遠影響卻是清楚不過：無論是歷史學家還是經濟學者都會同意，即使不少「新政」措施要不是被判違憲，就是在二次大戰期間被逐步淘汰，但現今政府無論是宏觀的貨幣政策，還是尾大不掉的社保制度，都是源於當時「新政」下建立的。
歷史如果是有用的話，我認為客觀地以古鑑今是其中之一吧。疫情之下，全球都面臨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大衰退。這次各地政府除了加大慣常的宏觀和微觀政策來應付衰退之外，它們亦利用科技向(疑似)患者進行測試、實施隔離、甚至是加強人流的監控。如果大蕭條下的「新政」可以歷久不衰，疫情下的監控又會否揮之不去？
早前《華爾街日報》報道新冠肺炎疫情除了令政府的Big Brother愈來愈大之外，私人企業的監控亦愈來愈嚴密。如果兩者都在疫情後「賴死唔走」，那麼哪種監控對我們是更加「弊多於利」呢？我認為，後者你可以東家唔打打西家，但前者就不是隨便一句「XX來緊呢十年都唔需要我」就可以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作者為維克森林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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