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能否改變中國(3)
我們的政府為甚麼會在2008年選擇「飲鴆止渴」的「四萬億投資計劃」，而沒有考慮接受我「放棄保八，藏富於民」的建議，也就是類似于美國奧巴馬政府的做法呢？原因並不是所謂的缺乏共識，而是中層官僚不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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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層官僚不作為甚至陽奉陰違，阻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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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作為時任政府上任伊始發佈的施政綱領，和我們現在熱議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一樣，在當時被看作未來十年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仔細閱讀這份十幾年前發布的《決定》不難發現，我們現在面臨的很多問題，比如社會保障、再就業等問題的解決方案，其實早在2003年就已經被寫進了黨和中央政府的施政綱領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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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些早在2003年就做出部署的工作，為甚麼直到2008年全球危機爆發，乃至2013年都沒有得到有效的推進？我認為原因就是各部門和地方政府中的中層官僚不作為，甚至是陽奉陰違，阻礙改革進程。在政府主導經濟，審批氾濫的情況下，別說發改委這樣手中握有大專案審批權力的部門，即使在地方，一個企業要完成註冊或者項目審批，至少也要蓋幾十個部門的公章才行。如此大密度的審批，絕不是為老百姓服務那麼簡單，而是只有審批，官僚才會有尋租空間。這就是過去這些年改革「雷聲大，雨點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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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官商勾結形成的利益集團，在各個層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場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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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時間裏，一直享受GDP高速增長帶來的經濟發展，但與此同時，地方官員的升遷、政績也成了以GDP為綱——GDP增速越高，升遷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升遷帶來的好處則是更大的權力，以及權力變現的規模。請各位設想一下，一旦中央政府容忍GDP增速放緩，並伴有大批失業人口，那麼第一， 地方官員失去了高GDP增速這個升遷砝碼，至於造成的產能過剩等不良後果，則是統統留給下一任去解決；第二，還要負擔起救助失業人口，並對其進行再就業輔導的職責，避免在任期內產生重大社會動盪。前者是做好有功，後者是做好無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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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舉個例子證明，2013年5月，新一屆政府上任伊始，發改委就在地方政府的鼓動下，向國務院上交了2.0版本的「四萬億投資計劃」，其總額高達40萬億人民幣。好在我們的李克強總理及時叫停，否則在成全一些人的政績工程的同時，全中國從經濟到社會都可能會被拉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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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時，為應對全球經濟危機，中央政府不得不採取飲鴆止渴的方式幹預經濟，但即使如此，四萬億資金的走向，可選擇的除了注入國企和「鐵公基」之外，還有放棄保八，將資金注入民營經濟或者社保體系等。但尾大不掉的中層官僚集團和國有企業，同擁有行政權力的事業單位、社會組織，以及官商勾結形成的壟斷利益集團一起，在各個層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場化、去行政化等改革。這些都讓他們獲得了另一個更響亮的名字——「既得利益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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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革已到了政府拿起「手術刀」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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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翻看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以及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就會發現對於「經濟結構、收入分配、就業問題、資源環境、城鄉矛盾」等問題的調整、改革思維其實是一脈相傳的，之間基本是遞進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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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國內各方面矛盾已經尖銳化到不容打馬虎眼的地步。新任政府接手的問題都是前人擱置的難題，矛盾甚至尖銳到眾人皆知、無法繼續擱置的地步。所以當新一任政府提出「深化改革」，並且將打擊矛頭明確指向既得利益集團的時候，得到了民眾空前團結的支援。即便僅僅是面對這兩年侵襲全國各大主要城市的霧霾，恐怕再難找出延遲改革實質性進展的藉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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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勇氣，從壯士斷臂退到壯士斷腕，如果再退一步，恐怕感覺就是十指連心，動哪一根都下不了手。但問題是危機倒逼改革，在改革的視窗期越來越狹窄的今天，政府已經到了拿起「手術刀」的最後關頭，退就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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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極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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