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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1日 星期三

郎旋風 - 郎咸平 2014年5月21日

郎旋風 - 郎咸平 2014年5月21日
新政能否改變中國(3)
我們的政府為甚麼會在2008年選擇「飲鴆止渴」的「四萬億投資計劃」,而沒有考慮接受我「放棄保八,藏富於民」的建議,也就是類似于美國奧巴馬政府的做法呢?原因並不是所謂的缺乏共識,而是中層官僚不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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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層官僚不作為甚至陽奉陰違,阻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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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作為時任政府上任伊始發佈的施政綱領,和我們現在熱議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一樣,在當時被看作未來十年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仔細閱讀這份十幾年前發布的《決定》不難發現,我們現在面臨的很多問題,比如社會保障、再就業等問題的解決方案,其實早在2003年就已經被寫進了黨和中央政府的施政綱領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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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些早在2003年就做出部署的工作,為甚麼直到2008年全球危機爆發,乃至2013年都沒有得到有效的推進?我認為原因就是各部門和地方政府中的中層官僚不作為,甚至是陽奉陰違,阻礙改革進程。在政府主導經濟,審批氾濫的情況下,別說發改委這樣手中握有大專案審批權力的部門,即使在地方,一個企業要完成註冊或者項目審批,至少也要蓋幾十個部門的公章才行。如此大密度的審批,絕不是為老百姓服務那麼簡單,而是只有審批,官僚才會有尋租空間。這就是過去這些年改革「雷聲大,雨點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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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官商勾結形成的利益集團,在各個層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場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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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時間裏,一直享受GDP高速增長帶來的經濟發展,但與此同時,地方官員的升遷、政績也成了以GDP為綱——GDP增速越高,升遷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升遷帶來的好處則是更大的權力,以及權力變現的規模。請各位設想一下,一旦中央政府容忍GDP增速放緩,並伴有大批失業人口,那麼第一, 地方官員失去了高GDP增速這個升遷砝碼,至於造成的產能過剩等不良後果,則是統統留給下一任去解決;第二,還要負擔起救助失業人口,並對其進行再就業輔導的職責,避免在任期內產生重大社會動盪。前者是做好有功,後者是做好無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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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舉個例子證明,2013年5月,新一屆政府上任伊始,發改委就在地方政府的鼓動下,向國務院上交了2.0版本的「四萬億投資計劃」,其總額高達40萬億人民幣。好在我們的李克強總理及時叫停,否則在成全一些人的政績工程的同時,全中國從經濟到社會都可能會被拉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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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時,為應對全球經濟危機,中央政府不得不採取飲鴆止渴的方式幹預經濟,但即使如此,四萬億資金的走向,可選擇的除了注入國企和「鐵公基」之外,還有放棄保八,將資金注入民營經濟或者社保體系等。但尾大不掉的中層官僚集團和國有企業,同擁有行政權力的事業單位、社會組織,以及官商勾結形成的壟斷利益集團一起,在各個層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場化、去行政化等改革。這些都讓他們獲得了另一個更響亮的名字——「既得利益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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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革已到了政府拿起「手術刀」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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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翻看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以及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就會發現對於「經濟結構、收入分配、就業問題、資源環境、城鄉矛盾」等問題的調整、改革思維其實是一脈相傳的,之間基本是遞進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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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國內各方面矛盾已經尖銳化到不容打馬虎眼的地步。新任政府接手的問題都是前人擱置的難題,矛盾甚至尖銳到眾人皆知、無法繼續擱置的地步。所以當新一任政府提出「深化改革」,並且將打擊矛頭明確指向既得利益集團的時候,得到了民眾空前團結的支援。即便僅僅是面對這兩年侵襲全國各大主要城市的霧霾,恐怕再難找出延遲改革實質性進展的藉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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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勇氣,從壯士斷臂退到壯士斷腕,如果再退一步,恐怕感覺就是十指連心,動哪一根都下不了手。但問題是危機倒逼改革,在改革的視窗期越來越狹窄的今天,政府已經到了拿起「手術刀」的最後關頭,退就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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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極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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